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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自由民主党
来源：民主中国
前出塞
把所有的忧伤都付与你，
我深沉而未醒的土地。
从此背负起那早已注定的命运。
你的一瞬
于我却是万古。
流到冬天，流到未来。
这是先辈托付与我的热血，
在你梦中敲打着自由的节拍。
归来吧，归来吧
明天
我扶你远走。
1992年，我家屋顶上最后一只麻雀子死了，食堂的炊事员把耗子药撒得到处都是。我沿着滴水沟寻找丢失的玻璃弹子时，她忽然滚落下来，在地上痛苦地做了最后几下挣扎，然后变成一具冰凉的尸首。多年以后，每当我回想起那情景，莫名忧愁依旧无法抹去。这忧伤愁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在我有生之年所经历的一切别离里，从来没有一次象当时一样茫然凄凉。从那一天开始，我渐渐疑心社会主义制度是世间一切生灵的公敌。因为我父亲告诉我，若是自家的耗子药，只舍得放在老鼠洞附近；而公家的耗子药，却可以肆无忌惮到处乱撒，并且只要上面授意你用耗子药灭鼠，那你就无需为此事所引发的各种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尽管很多人早于我很多年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譬如我的朋友胡石根先生和萨哈罗夫先生。但当时我仍旧觉得自己象位先知，因为当时我并不认识上述二位先生，并且至今，他们也未认识我。人世间许多事除了用命中注定来解释之外，似乎别无他法。无人可以回答，为何萨哈罗夫生前的朋友们现在已经能够享受平静安宁的生活并到处受人尊重，而胡石根和他的朋友们却仍在承受煎熬？
我已经十四岁，在我父亲的盼望里，这本当是个成年的年龄，因为他会在偶然间提起我从未谋面的祖父，并告诉我祖父在十四岁时便已勇敢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当然，父亲并不会因为我的懵懂无知而责备我，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儿子，都远远无法和他的父亲相比。尽管他渴望求知，并用他笨拙而寡少的言辞试图向我灌输“认知高于一切”这一理念。但他自小耳濡目染的一切在他身上所刻下烙印同时又不由自主在向我传达一个信息：“知识分子不仅是悲惨的，而且是软弱和善变的，这软弱和善变同时也是导致他们悲惨命运的重要原因。”只有象祖父那样本本分分的手艺人，才可能做到足够的坚韧和尽职尽责。
我的父亲并不认识萨哈罗夫，更不认识胡石根。如果他认识这二位，也许会改变他的看法。
我的朋友康玉春先生，他住在北京城一隅。请原谅我没有去过他的住所，是以无法向你描述。他脸色黝黑，身材剽悍，说起话来嗓门粗大，直言不讳。请不要把他联想成一个鲁提辖或者张翼德式的人物，尽管在某些方面，他和鲁提辖、张翼德确实存在共通之处。但他并不使水磨禅杖或丈八蛇矛，他使的是哲学、心理学、医学、史学等等靠纸张来记载并且靠头脑来领悟的东西。他时常念念不忘一位被他称为“幽谷美人”的神秘女子，当你问他“幽谷美人”究竟在哪里时，他会变得迟疑犹豫：“我的幽谷美人死了……”
他自称是在二十八岁那年走上了追求民主的道路，年龄和我一样，但我总不愿相信。因为那一年是1992年，一个伤心的年头，在那一年他被捕入狱，一去十一年又半载。以常情推测，他不应该刚一“出道”，就遭此重刑。因此我觉得他说自己二十八岁“出道”，乃是一种谦虚的说法。
在享受了一顿颇为丰盛的晚餐之后，我们趁夜幕初降沿着人行道漫无目的向前。这顿晚餐是他早已允诺，作为我“不远万里”来到北京的褒奖。我很少见他忧伤过，即便在说着什么伤心事，脸上表情仍旧看似兴致勃勃。有时他会说，街边的某某人是他某个病人的亲戚（他是位心理医生），说得煞有其事，让人很难生疑。但是每当这时，你都会发现，他所指的街边某人，一定是位清丽的女孩。是以又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在说笑。如果没人介绍，无人会相信他曾坐过十一年半的大牢，并且至今孓然一身。
1992年的早春，这位二十八岁的青年踏着即将化冻的冰雪，为心中的自由梦四处奔走，蚍蜉撼大树一般向庞大的专制机器挑战。这究竟是何等景象？弹指一挥后，当年的人们渐渐白头。那是一个悲怆涌动的年头，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大苏联帝国刚刚土崩瓦解，留下数千万受难者永远不可追回魂魄。在中国，人们默默无声地面对这一消息，片刻愕然之后，继续踱进阴寒的生活中。它如同历史上一切事件一样，无论在当时人们做出何种强烈反应，事后都会迅速被忘记，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在我们这古老东方，仿佛无论命运之轮如何碾压，那早春化冻的冰雪都将永远肮脏和泥泞。
那一年胡石根三十八岁，从那时起，他已经坐了十六年牢。十六年来监牢里政治犯们进进出出，如同一位学校的看门人看着一批批学生入校、毕业，毕业，入校……没有人象他一样，总是不停地被狱外的人们惦记，人说时间能够洗去一切，但之于胡石根却不同。因为凡认识胡石根的人，无人不热切地渴望他就在自己身边，如果你不认识胡石根，那么请想象一下，如果你遇上一位忠肝沥胆的赤诚君子，是否愿意将他永远挽留在身边？只可恨那些高墙电网，生生将世界劈成两半。
1992年，北京城象是一位一生饱受欺凌以至于沉默寡言的老人。冰凉的坦克车和寒光闪闪的枪刺，是人们心灵创口上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两年后，北京市中级法院审判席上忽然响起“打倒法西斯”的口号，当康玉春回想起当时情景，他脸上表情在短短一分钟内迅速变幻着，时似兴奋，时而肃穆，时而又似莫大的悲伤，悲伤中却又夹杂着几丝自豪。他用几乎是平时说话的三倍语速轻声喊着：“打倒法西斯！”顿了约莫一秒钟，这一秒钟内，他深深望着早已逝去的过去岁月。“自由万岁！自由万岁！自由万岁！”然后拍拍自己后脑勺，又恢复了平日说话的语速和神态：“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这些年在牢里弄得，记忆受损，等老胡出来你问他。”
当时他们五个人，除了胡石根和康玉春，还有王国齐、王天成、陈卫。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那些平日呆在各个办公室里的人，都纷纷跑出来，想看西洋镜。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好地方，它的存在令“法庭”这个词遭到了莫大亵渎。用他们那所谓“法官”自己的话来说：“我就是共产党的看门狗！”人若是甘心做狗，那拿它有什么办法？一顿乱棍将其打落水中？
我见过陈卫两次，在他的故乡，川北小城遂宁。他从未提起胡石根，倒是有一次，见我卷草烟时忍不住也要卷一根。他仿佛是个很健谈的人，尽管有时他并不愿多说。他低头默默卷着草烟，似乎陷入沉思不愿说话，在他眼里我的卷法实在是太浪费。卷那根烟足足花了十几分钟，有时嘴角偶尔泛起难以察觉到笑意。他的烟卷比大头针粗不了多少，可是仍不满足，认为根本没有“恢复”到狱中的“水平”。然后点上，若有所思抽着。
通往秦城监狱只有唯一一条小路，那条小路不知他是否仍旧记得？路上铺着煤渣，路旁种了杨树，苏联时代的杨树。苏联早已不复存在，新时代的年轻人们压根也不愿去关心它，甚至没有听说过它，仿佛这个庞然大物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那条路上行人稀少，车辆亦不多，除了终点处那座监狱，这条道路再无其它目的。
1992年……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那一年一个名叫“自由民主党”和一个名叫“中华进步同盟”的“反革命集团”被“破获”。40余人涉案，200余人受牵连。这个数字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很多牵连难以从表面察觉。党非常擅长用无声无息的手段将异见思想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隔离。这次组党活动标志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诞生，在民主世界里，反对党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而在红中国除了共产党和它的八个婊子之外，其它都是“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便是胡石根，一位来自北京语言学院的三十八岁教师。他的故乡在江西南昌乡下，初中还没读完便遭遇文化大革命，1979年，这位正式学历只有高小的青年一举考入北大。我们不难想象，当全中国都陷入红色革命的狂热和悲痛中时，这个孩子却在顽强的自我求知中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由此可见，他并不是一个热心于政治的人，如果热心于政治，他应该在年少时去参加那些“火热”的革命，而非在成年之后成为一名“反革命分子”。
组建反对党，乃是触犯了专制者最敏感的地带，只要是身在中国的人，不必靠理性推断便可凭直觉感知，这必将遭来横祸。胡石根自然不会不知道，有人也许要问：“这又有什么用呢？除了给自己带来不幸之外？”但是偏偏却有人信奉另一条准则：如果非要等到觉得“有用”时才有所行动，那么“有用”的那一天就永远不会来。很多人嘴上并不承认这条准则，可它偏偏是条真理。
小城遂宁很宜人，陈卫住在那里，尽管那是他的故乡，但他内心深处似乎并不因此愉悦，他也许希望能到北京或者其它大城市去。命运安排他认识了胡石根，从此北京城再没有他的立锥之地。这里还有他的中学同学刘贤斌，他的结婚照如今仍旧被妻子挂在简陋客厅中央最显眼的地方，已经挂了很多年，他们十年的婚姻生活，有九年被牢狱阻隔。照片上的新郎官非常英俊，一副萧邦或者勃拉姆斯式的面容。这种艺术家气质不可靠伪装得来，更不是某种艺术学院式的派头。只有拥有一颗真挚、敏感而忠贞的心，才会自然在眉目之间流露。
刘贤斌没有赶上1992年，他在1991年便被捕入狱。康玉春说话干净利落，当他提起某人时，总是毫不犹疑将这个人的称谓脱口而出。只有当他念到“贤斌”时，你能隐隐听见他潜意识深处那无形流露的忧伤和迟疑。有一件事令他遗憾终生，那是刘贤斌在狱中送他到一本小小连环画，贤斌自己画的，画在一份狱中宣传小册子背面。同监室犯人看见以后，趁他不备偷去，又被管教发现，管教也觉得好，从此那本连环画落入管教手里再无下落。那小画册是有生命的，它和它的主人一样，似乎自一诞生就注定了一个泥淖的命运。也许它还在哪个尘封的箱子底，但这种可能非常之小，它应该早已回到它诞生之前的虚无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要比它的主人幸运，它在这世间所经受的磨难要远远少于它的主人，这是它应得的报偿。
每当早春的雪化冻，北京城就会变成一片泥泞的沼泽。“青春就是化冻的沼泽。”在康玉春27岁那年，刘贤斌23岁，那是一片更加热烈的沼泽。1991年4月13日，康玉春刚刚送别刘贤斌没有几天，他见到了胡石根。这令他激动不已，在这举国萧瑟之时，略显矮小的胡石根，如同一尊石塔立在沼泽里。举国萧瑟，正是我辈头破血流之时，可是他却没有料到，刚刚送走的贤斌，已经被捕。这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因在学校张贴纪念六月四日的海报，一直在被密探搜捕。当一年过去，康玉春随同胡石根一同被捕后，终于在狱中又与贤斌相逢。贤斌出狱，他还在狱中；待到十多年后他出狱时，贤斌却再度入狱，又是一十三年。那一次分别，竟然是两人在狱外的最后一次见面，十七年了，对有些人而言，似乎想要相见，只能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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