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主中国

    作为一个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一生是圆满的；作为一个反对极权的异议人士，也毋需抱憾；作为极权下饱受迫害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许多同类甚至会羡慕他。是以，作为他同类中的一员，当一觉醒来看见他已故去的消息时，我没有感到丝毫忧伤，反而为他高兴。我猜，在他离去的时刻，一定是平静的，充满安详，无所牵挂。

   十五岁那年，我随同一名比我年长的青年，前去拜访他过去的老师。这名青年指着他老师书柜里一套黑色外皮大部头对我说：“看，这是禁书。”又悄声凑到我耳边：“反动的……”我够着头，好不容易才看清书名——《古拉格群岛》。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惦记着，想要窥探一下这‘反动’作品中究竟藏着什么魔咒，在我有限的地理知识内，丝毫也没有关于这个群岛的印象，黑色的外皮和白色的字，令人下意识想起魔王、骷髅、在烂泥滩上漂浮的怨灵。

   与索尔仁尼琴相比，很多人并不算幸运，比如他的同胞萨哈罗夫。这位同是诺奖得主的异议人士，在苏联解体前两年去世。萨哈罗夫没能亲眼目睹极权体系的终结，对于异议人士而言，这也许是他们生命中最弥足珍贵的心愿。但萨哈罗夫毕竟还能死在自己的国土上，而来自中国的异议作家刘宾雁先生，却至死未能重归故土。更有许多，象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刘宾雁先生一样受人尊敬的人们，至今仍在古拉格之路上跋涉。

   苏联并非毁在索尔仁尼琴或者萨哈罗夫之类人物手上，而毁于自身。也可以说，是毁于列宁和斯大林的残暴；毁于赫鲁晓夫的平庸；毁于贝利亚的阴损狠毒；毁于勃列日涅夫愚蠢贪婪；毁于对准自己人民的枪口；毁于劳改营里发臭的甘蓝叶菜汤；毁于豪华办公室里令人昏昏欲睡的政治学习；毁于拉普和作协里谄媚的马屁文章……当然，对于绝大多数苏联人而言，这样的帝国还是早一些毁灭为好。是以无论这个帝国庞大到何种地步，都会有一代接一代索尔仁尼琴一类的人物，勇敢地站出来对它说：“不！”

   二十二岁，当我第一次翻开那部“反动魔咒”时，这一生的道路似已注定。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人的良知，如何骄傲地挺立在庞大得似乎可以摧毁一切专制机器面前。她既为我启蒙，又给我信心。从此我知道，反抗专制，并不是一种疯狂的举动，而是一个从容镇定的人，应有的选择。这种选择并不意味着歇斯底里，恰恰相反，意味着持久的乐观豁达和无论多少磨难都无法洗去，深深沉淀在灵魂深处的热情。

   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存在一个共性，在尚未掌控权力之初，他们喊出为底层民众争取面包的口号；当他们掌控权力之后，开始大肆杀人清洗，那些被清洗的对象，被宣传成阻碍历史进程，不让人民拥有面包的反动分子；当异见人士清洗得差不多，政权已经完全巩固之后，人们发现，正是共产党，在从民众嘴里掠夺面包。在二十世纪初，俄国广大民众没有面包吃，于是布尔什维克宣称要为他们带来面包；到了二十世纪末，被共产党杀掉数千万人之后，他们仍旧没有面包吃。并且，在二十世纪初，没有面包的民众可以上街抗议，到了二十世纪末，他们却连抗议的权利都已丧失。然后，共产党政权倒台，人们终于等来了一个世纪以来翘首盼望的面包。

   无论是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还是默默无声死于劳改营的政治犯，在面对克格勃特务时，都毫无还手之力。并且，随随便便一个共产党员，都可以操纵一个平民的命运，只要他（她）愿意，而索尔仁尼琴们，却永远也做不到。无论他们获得多少诺贝尔奖或其它荣誉。绝大部分共产党员，加入共产党是为了满足权力、金钱的欲望；而绝大部分异见人士，所能得到的除了迫害再无它物。是以哈维尔说：这是良知与非良知的较量。

   索氏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个苏联帝国的兴衰，而他的异见生涯也经历数代共产党总书记。从残酷的斯大林时代，到短暂开明的赫鲁晓夫时代，再到昏庸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他的个人命运也因“伟大领袖”的气质做派和政治需要，几经周折。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赫鲁晓夫时代有机会在文坛崭露头角，最后被勃列日涅夫驱逐出境。按索氏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被投入劳改营，是因为在被秘密拆开检查的私人信件中对“伟大领袖”小有微词。而共产党将他投入劳改营的理由是“密谋组织、策划反苏活动”，“进行反苏宣传”等大帽子。联想中国文革期间那些因使用带毛泽东头像或字样报纸出恭，而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决的人们，我们有理由相信苏共给他罗织的罪名，完完全全是一场莫须有的构陷。在斯大林时代，真正因进行过异议活动而被捕的人们，几乎都难逃一死，不可能仅仅判八年劳改了事。

   索尔仁尼琴真正的异议生涯，从劳改营开始，在《古拉格群岛》的扉页上，题着人类文学上最凝重的词句：“献给死去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由此可见，在他尚未被投入劳改营，尚未目睹一切时，在他的生活中，并没有多少异见信息来源。这位物理学高材生、陆军大尉、文学爱好者、劳改犯，从社会最底层，开始了自己的异见生涯，以他坚韧不屈的意志、超群的才华和悲天悯人的气度，终于成为红色极权政治中一颗异见巨星。与他相对应的，是另一位诺奖得主萨哈罗夫。萨哈罗夫在共产党体系内，早已名满天下，荣誉无数，却毅然抛弃所有这些荣誉和既得利益，加入异议群体，从此一生无怨无悔。两人象是两位从截然相反起点出发，走向同一终点然后相拥而笑的兄弟。索尔仁尼琴以劳改犯的身份，无论经济、政治、社会认同，都处于最底层；而萨哈罗夫则以苏联英雄和那个时代最炙手可热科学明星的身份，无论经济、政治、社会认同，都处于社会顶层。这殊途同归的结局，似乎在向人们展示一副悲怆壮阔的画面。真正的异见群体，必然是这两类人相互扶持并肩前行，薪火代代相传直至迎来真正自由时刻的群体。他们虽然在迫害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却因相互扶持而永远不可被击倒。异见群体不被击倒，昭示着良知和自由，是任何强权都无法战胜的力量，这也许，就是亡者的价值。

   愿亡者的价值，与你我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