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火车 /欧阳小戎文集

每年春暖花开时，我总迫不及待离开故乡。于我来说，春天并不是一个出行的好季节，紧张的空气一直要持续到六月。奇怪吗？这一点都不奇怪，对于某些人来说，我的存在是个麻烦，尽管我在茫茫十三亿中只不过是瀚海一粒，但是在他们的逻辑中，这广袤的国土如同他们脆弱的眼珠一般，揉不进一粒沙子，他们认为这国土上的一切都是他们的。并且不遗余力宣称自己是这国土上一切生灵的大恩人。可是人们总在抬头低头间发现他们是这国土上一切生灵的公敌，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如果他们也能配得上被称为“生灵”的话）。这实在是荒谬透顶，存在主义哲学最好的例证。

我所说的不是政治，而是最现实的生活。如果有人否认这一点，那他一定是在逃避现实，或是在逃避生活。

并不是我想要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只是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被烙上了虚伪的印记。我渴望真实的生活，充满人味的生活，我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被伪善政治异化的动物，我有我的自由和尊严，这就是我之所以被称为一个“人”并为之活着的理由。

当然，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这仅仅是我旅程的开始。有一天我会死去，那时这旅程也随之结束。而我的朋友火车，还要继续轰轰向前，也许很久，好几代人。这远远超出我想象力的上限，百年之后，那早已是另一个世界。

去年初夏，我从蚌埠前往济南，不为趵突泉，天下第一与我无关，至少，与我今生无关。我要去拜访一位长者，他年届七旬，德高望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称他为“教授先生”。在我们的国家，真正配得上教授这一称谓的人实在少得可怜。记得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时代。我想，那个时代并不见得比现在更糟糕。

我坐在蚌埠火车站的候车厅里，那里拥挤、嘈杂。火车就要来了，最后一个五一黄金周，人潮汹涌。济南城的那位教授先生，他在毛泽东时代坐了二十二年牢，二十二年仍旧不能将一个人的意志摧毁，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因为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够做得象他一样？春节时我打电话给他拜年，他的声音清俊而安详：“不必计较一世的得失。”他说。我一直在掂量这话的含义，足足花了一年多，才多多少少觉得有些似懂非懂。

蚌埠令我难舍，这里有我一位好朋友，她已经四岁，我到过蚌埠很多次，每一次都似乎是为她而来。而这一次，还来不及相见，便要离开，这多多少少令人遗憾。我闭上眼，责怪自己为何无法学会禅定，人潮起伏的旅途，孤独的远行客。这是宿命的归宿，如果有可能，我愿永远在路上。我有一位同乡兄弟，他和我一样喜欢诗歌。他总是奇怪，为何我能够忍受那种旅途的孤独？我无法回答，只能反问他：“这点孤独算得了什么呢？照你这个逻辑，那些坐十几二十年牢的人，他们干脆别活了。”他有一个转经筒，从西藏求来的，我没有去过西藏，是以时常望着那个转经筒发呆。我总是难以把那转经筒和雪山草甸联系起来，不由自主将它想象成儿时童话中神秘的潘多拉魔盒。他见我望着自己心爱的转经筒面带忧色，便略略带着胆怯凑上来，轻声在我耳畔说：“你也转转吧，忧愁一转就没了。”于是我拿起来笨拙地摇动它，那神秘的盒子瞬间打开，将我带到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再也没有忧愁，只有薰衣草盛开在一望无际的普罗旺斯原野上。

有人称我为“诗人”，这让人难以承受。这个称谓太过于沉重，只有最赤诚的赤子，才配得上。于是他们问我：“难道你不喜欢这浪漫的头衔吗？”我不是诗人，我是一个来自遥远边疆的年轻反革命，这个头衔已经足够浪漫，无需再用诗歌或者音乐来点缀。如果你愿意，这个来自遥远边疆的年轻人，会应邀出现在你面前，他乘火车而来，黝黑的脸上还会带上腼腆笑容。

忽然间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并叫我“叔叔”。原来是我那位小姑娘朋友。她象个浑身是火的小精灵扑到我面前，拉着我的双手在地上欢快地蹦跳着，一边口中有节奏地“嗨！嗨！嗨！嗨！”唤着。她母亲跟在她身后，递给我一袋橘子，我说自己已经有了一袋，王老师给我的，太重了不方便。但她不由分说塞进我手里：“听说你要走，我们赶紧过来，以为火车已经走了，没想到还能赶上。”两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满怀忧愁，每日以泪洗面，因为她的爱人被捕了，五年。如今她们母女却渐渐有了欢声，用她的话来说：“已经过了一半，就象翻过了山头，下坡路总是越来越快。”我知道她的艰辛，以一己之力扛起一个被高墙电网阻隔的家庭，这远非一般女子可以做到。每次看到她们，心头便百感交集，这极有可能就是我未来妻儿的命运。“我们在这找了好久，你不知道安妮（她的女儿）远远见你坐在这里，有多高兴。”

她特地带着女儿来送我，我喜欢她的女儿。那小精灵是又一个潘多拉盒子，我希望她长大之后，能够尽情享受她父亲穷尽毕生所追求的自由，尽管世事总是不如人意，但有谁又能断言不是呢？哈维尔说：这只不过是一排多米诺骨牌而已。

多米诺骨牌，真是有趣。庞大的专制机器只剩下一具脆弱的躯壳。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令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仿佛明天就会崩溃。我坐在火车接头处，想着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下场，心头暗骂活该。这只横行的大螃蟹头天还在广场上接受万人欢呼，仿佛他的江山会万代永传，第二天便命丧黄泉，欢呼者瞬间变成了终结者。他们一辈子都在欺骗民众，并自以为得意，这些糊涂虫做梦也没想到：在他们欺骗民众同时，民众也在欺骗他们，并比他们高明无数倍。

齐奥塞斯库也好，斯大林也好，我并不想去关心他们，他们自有他们的命运，是好死，是歹死，与我关系不大。我只希望他们能离我远一点，可他们却无处不在，令人好生烦恼。我的一位朋友说：“这个国家有我的十三亿分之一，这十三亿分之一于别人也许微不足道，于我，却是沉甸甸不可轻易舍弃。”这也有我的十三亿分之一，你的十三亿分之一，你我皆不可轻易舍弃。我坐上火车去往远方，想要找回我这十三亿分之一，这是一代代先人留给我，作为我来到这个世上唯一的礼物，任何人都无权将她从我手中夺去。

火车接头处是个美妙的地方，没有买到座位的人可以坐在那里，那里很舒服，随时可以抽烟。不过这趟车显得有点不太走运，人太多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块可以坐下的地板。在我身边是一对青年男女，他们的打扮象农民，脸上的气色又象工人。工人的结实程度看起来和农民差别不大，但长期在车间做工的人，神情气质却和长期在田边劳作者迥异，他们看起来往往心绪不佳，无论多么年轻，总要流露出些许病色。他们就是只有在这个国家才独有的，那种被称为“农民工”的人。这是对人莫大的侮辱，一个人若生为农民，那么无论他走到哪里，做什么工作，他这一生都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尽管我并不认为农民这个职业是低贱的，如果允许，我会非常乐意去当一个农民，每天和阳光、雨露、植株、牲口作伴。但是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却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新皇帝的登基大典都是用无数农民的尸骨换来，然后，余下那些为新皇帝打下江山的幸存者们，再次沦为社会最底层，直至下一个新皇帝号召他们去为自己打江山卖命。并没有多少人认为“农民工”一词，是一种侮辱，这个国家里人们承受的侮辱太多了，多到令人实在顾不过来，所以干脆不去想它们。

那小伙子长得很英俊，姑娘也不难看。与街上的俊男靓女们相比，他们所缺乏的是梳妆打扮的时间和金钱，多出来的是手上的茧子和脸上的忧愁。那姑娘坐着，象是一尊雕像，眼睛望着对面一米开外的车厢板壁。令人惊奇的是，她似乎是在眺望远处什么奇妙的风景，眼神清澈而专注，看不出丝毫的疲惫和迷惘。小伙子有时坐着，有时躺在姑娘怀里。弥漫的烟草气息似乎令他非常不适。有时他坐起来，目光恰好与我相对。“你生病了。”我说。他苦笑了一个：“发痧，好得差不多了。”

他的四川口音令我心头一阵绞痛，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去过四川，并且很久没有听见四川口音了。为了冲淡绞痛感，或是因为不愿让他们看见我脸上的难看表情，我提出去锅炉边替他们打点开水来。那姑娘闻言忽然略显惶恐，继而又掠过一丝笑意，一边低头掏出杯子递给我，反复地道谢。锅炉里只有温吞水，不过总比没有的好。

他们原先在南京工作，因为生病的缘故，被炒了鱿鱼。有同乡让他们到济南去，说是他所在的工厂在招女工，晚了就迟了，于是拖着病前往济南。他们喝着我打来的温吞水，从行囊里拿出一袋真空包装的南京酱鸭掌要请我吃，行囊里似乎还有几袋，我疑心那是他们送给在济南同乡的礼物。

我不忍心吃这东西，却又无法抗拒，便拿出橘子来和他们分享。一面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什么，很想从他们那里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四川究竟怎样？我小心翼翼吃着一块酱鸭掌，浑身觉得不是滋味。有时济南那位教授先生的声音会浮上耳海，马上就能见到他了，这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曾经做过一次错事，身上带着一摞他的书稿，准备前往济南，把书稿送给他。但是在临行前一天，警察出现在我面前，不由分说将我带走，押回云南。那摞书稿从此不知下落。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原来党无处不在，并随时可能动用手中的国家机器将我抓走，只要党觉得有人在威胁它的权威，那它对这个人就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我不明白，究竟什么叫做“不要计较一世的得失。”人们常说：“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这并不稀奇，因为计较一时，可能会耽误一世。可是一世呢？计较一世会耽误什么？更何况，什么是得？什么是失？譬如眼前这难以下咽的酱鸭掌，究竟是得，还是失？

我最喜欢绿色的火车，每次与他辞别，总隐隐不舍；我最向往蓝色的火车，却总在他面前望而却步；而我最习惯的，是红色的火车，车上很少会出现没有开水的时候。如果有座位，就先泡一杯绞股蓝，那是我亲手从家乡山上采得，无论路途多么遥远，它总令你唇边沾满故乡的气息。但是火车上也有我讨厌的地方，那就是软卧车厢。我只坐过一次软卧车厢，而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起解。云南的三个警察把我从北京带回昆明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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