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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对基层政权的“失控”与“不控”——面对贵州瓮安事件的思索 来源：北京之春
一位女中学生李树芬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一阵剧烈的社会动荡。吃惊之余不能不陷入多重思索。瓮安这个小省的小县，人口祇有46万。而在一个短促的社会动荡中参与者竟高达数万人。这就是说大量县城之外的人都闻讯赶入县城参与。这也说明了当今中国，在所谓“和谐社会”的烟幕之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是何等尖锐。说明了对政府满怀怨恨的民众在平时没有宣泄愤怒的机会。一旦有了机会就极其迅速猛烈地表露出来。
中国各种非正常死亡都居世界之冠。例如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1%，但矿难死亡占世界80%；死刑处决占世界89%；自杀占世界26%等等。既然如此，一个女中学生的非正常死亡怎么会激起如此之大的反应？
不要说民众是不讲道理的群氓。其实民众对起爆点是有选择的。譬如，对无日无之的暴力拆迁贵州民众就没有报以如此剧烈的反应。一个平民家庭的女中学生，既是含苞欲放的花，也是社会的最弱势者，绝无力对社会作丝毫损害。她死了，而且明显是被凌虐后沉尸江中，共产党的基层公安机关却悍然恐吓其亲属，力图包庇罪犯，草草结案。这就引爆了民众内心因暴力拆迁；因耕地被占；因无辜被罚……，而早已郁积心中的怒火。
共产党县级以下机关（包括县级）属于共产党的基层政权。基层政权是直接与民众接触的。干尽独霸一方、横行乡里、鱼肉民众、贪赃枉法的主要是他们。他们利用垄断社会公权力之便利，编织权力网络，盘根错节、沆瀣一气、玩弄法律、制造冤狱、残害无辜。
这里很自然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基层既是如此，那共产党高层又是怎么看待如此状况的基层呢？
平心而论，从维持共产党一党垄断政权的千秋大业计，胡温之流也是不愿他们的部下过于胡作非为导致民怨四起，而危及其政权的。可是他们已经无法有效控制基层。于是很多人都觉得共产党高层对其基层已经失控。
我觉得“失控”一说固然有其言之成理之处，但总不够精确。失控是一种表象，表象之下的实质是什么呢？换言之，这“失控”是单纯源于能力不足，还是主观上就不去着力予以控制呢？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与当今共产党专制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专制。在历史的长河中，君主对官吏有“失控”的时候。检视史籍可知，那都是昏君当道之时。但若君主是明主、英主，情况就大相径庭。武则天曾用严厉手段惩治贪官污吏，以至“光宅”、“天授”年间吏治焕然一新。明太祖朱元璋严惩贪官的手段更是令人闻之胆寒。他诛杀贪官后再剥皮充草。并将充草尸身置于衙门两旁，以警戒接任官吏。“洪武”年间吏治的非常清廉由此而来。专制君主祇要愿意对贪官实施严厉制裁，是没有后顾之忧的。这是因为专制君主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专制君主时代，君主的家天下为全民认可。君主与各级官吏截然区隔。这意味着对官吏进行无论多大规模的换班，都不会危及皇权。就算全部官吏都贪赃枉法，君主把他们全部清洗，再从科举中遴选大量文士“换届”都可以。民众不但不会趁权力交接的间隙去造反，反而会更崇拜君王的英明贤达。英主、明主敢于大面积地使用极端严厉的手段制裁撤换贪官酷吏，而无后顾之忧盖源于此。
共产党政权大相径庭。它虽与封建政权都是专制政权，但不同的是，当年的封建政权是为百姓认可的家天下。而当今共产党政权是人民内心早已不予认可的党天下。现今民主意识在知识阶层中相当明确；在普罗大众中也有一定的认识。共产党政权之所以还能存在，主要靠的是镇压机器的完备和强大。共产党的基层是这个镇压机器的主体。这个镇压机器主体一方面镇压民主，另一方面贪赃枉法，鱼肉民众。共产党高层究竟怎样看待其基层呢？这需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专制君主的皇族世系与大臣官吏体系严格区隔，那么共产党专制的架构中，各层次之间则是互相犬牙交错的。一付共产党的权力金字塔就由无数高、中、基层官吏之砖啮合镶嵌而成。这个金字塔的基层已腐臭不堪，大量的“砖”都因长期“风化”而变得斑驳陆离、形貌丑陋。可是共产党高层敢于大量予以更换吗？不敢。因为一旦那样做，整个金字塔就会倒塌。它顶多祇能对个别的太烂的“砖”进行更换。
共产党高层需要基层担负镇压政治异己和民众反抗的重要职能。对基层在完成这个职能的同时又搞那些勾当，共产党高层会有很铁不成钢之感。可是，在民主异端和民众妄动的大敌面前，共产党高层的“恨”终究被他们共产党的“同志之情”所淡化。共产党高层在大面积上对基层胡作非为的默许姑息，表面上看来是对基层“失控”，其实不然。实质不是共产党高层对基层“失控”，而是“不控”。共产党高层是用对基层胡作非为的姑息、默许乃至纵容来换取基层对政权的忠心拱卫。
与贵州瓮安李树芬案同属一类的湖南黄静案、湖北高莺莺案、浙江戴海静案都沉冤难雪了。那都是因为祇有受难者的亲属去告状。共产党高层装聋作哑，是姑息纵容的典型之作。现在瓮安李树芬惨案中，民众激烈奋起，共产党高层是否会因此有所介入，撤换掉几块过于腐臭丑陋之“砖”，我们且拭目以待。
（20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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