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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致海内外爱国华人
小引
今年三月十四日拉萨藏人暴力抗议的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大量报道了中共军警在藏区的镇压行动。与中国官方媒体只突出藏人暴行的一面之词针锋相对，外界的新闻报道明显表现出同情和支持受压藏人的倾向。对藏人和国内外同情藏人的人权人士来说，这次镇压不啻为十九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场镇压在藏区的重演。从打压维权上访活动到抓捕异议人士，直到最近强硬地处理拉萨事件，北京当局的所作所为显然不断在违背当初申办奥运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西方国家本指望通过北京承办奥运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现在却无奈地看到，随着奥运盛会日益临近开幕，人权状况反而每下愈况。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和中国政府的很少退让于此形成紧张对峙的局面。
众所周知，官员腐败和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严重的社会矛盾，长期以来，民众对政府的作为，不满情绪远多于赞同的表态。但这次拉萨事件发生后，很多国内公众与海外华人的观感和反应却让人颇感意外。住在国内的人只能看到官方的报道，移居海外的人多习惯接受发自国内的消息，由于电视上反复出现的总是藏族“暴徒”打砸抢的画面，对所谓“藏独”的分裂活动 ，收视中的反感情绪就难免油然而生。十九年前的情况却有所不同，那时候尚未军管的中央电视台全面向国内外播放天安门广场的实况，明显的新闻导向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召唤支持的作用。更由于解放军进城后所杀所抓的平民皆为汉人，国内民众与国际声援一直紧密相呼应，全世界华人几乎一致谴责中共政府的罪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当局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但这次遭军队镇压的全属藏人，其边远的处境本来就不太受主流民意的关注；再加上官方长期灌输的爱国主义教育潜移默化，在那些更看重国家领土完整及其幅员广大的国人看来，比起“民主”、“人权”之类空泛的说辞，“西藏永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样的叫嚷就响亮动听得多了。因此，看到国外一边倒偏向“藏独”的报道，很多爱国华人都发起抗议，为维护国家主权而公然护短践踏人权的中共政府。
奥运会开幕在即的情势更强化了这种紧张。迎奥运的电视宣传每天都在营造办喜事的气氛，整个国家差不多处于登台亮相前的亢奋状态。几年来苦心孤诣做准备，为的就是要向世界展示大国崛起的气派，偏不巧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了拉萨事件，致使奥运火炬在世界各地的传递成了自取其辱的行动，大煞风景的场面让亢奋中的国人大扫其兴。受挫的民族自豪感于是破裂为愤懑，从国内愤青到海外爱国华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向他们所认为的“反华势力”发出了猛烈的反击。他们既上网做文字抨击，也去街头示威张扬。留学国外的，多去围攻CNN；住在国内的，只有抓住家乐福乱搞抵制的闹剧。种种挥舞五星红旗的壮举都干得来势凶猛，一时间掀起了冲击西方的中国民族主义新浪潮。
针对此类爱国狂热和仇外情绪，最近网上贴出了不少尖锐批评的言论。或以“单刃毒剑”标签民族主义，或斥爱国主义为“无赖最后的避难所”，所有怒加指责的言论多限于罗列现象和就事论事，贬斥之余，明显有剖析欠足之嫌。对那种长期受压下从安全阀缝隙间迸发的情绪及其滋生的病态环境，论者尚乏深入的讨论；对民族主义这个在太多的上下文中已磨损得趋于偏解的概念，更未放在历史脉络和世界背景中做适当的还原。总的来说，在批评水平、更大的包容性、有效的说服力以及启发引导作用诸方面，都还显得用力不足。本文拟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作出正本清源的检讨，清除其备受扭曲的积垢，追寻其有待完成的使命，并力求在历史还原和真伪剥离的勘探中触摸出建设性的可能。
一 民族/国家主义溯源
从民族国家说起 英语“nation”一词兼有“国家”和“民族”两义，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有人译作“国家主义”。就民族这一面言，该词更强调民族和文化的共同体；就国家这一面言，则又强调一个具有高度主权的政治实体。在今日的世界上，大量的国家都是民族国家，但并非所有的民族都具备构成主权国家的条件。因此，提起中文“民族主义”这一用语，我们首先应考虑到，在不同的语境中，它既有民族（ethnic）导向的一面，更有国家（state）导向的一面。由于各国的国情及其历史境况存在差异，这两方面的导向自会有各不相同的侧重。为避免“民族主义”这一中文通译可能造成的偏解，本文特以“民族/国家主义”命题，意在强调其被忽视的国家导向。
须知，我们今天泛泛而谈的民族主义，本是在荷兰、英国等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构成作用的一个因素。它表现为不受教区限制的共同体（civic communities）追求自治的努力，纳税者参与议政和决策的要求，议会对王权的挑战，商业协会寻求和建立武装保护的谋划。欧洲社会冲突摩擦了好几百年，正是在这一缔造商业繁荣和开展贸易竞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封建割据被逐步整合，帝国解体，贵族没落，一个个现代民族国家才陆续取代了原有的君主政体（monarchy）。早在清末，一位去英国考察的大臣就曾敏锐地指出英国值得中国的效法之处：“至其一国精神之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 1这位大臣并没提说“民族主义”，仅就他对英国这两句扼要的赞赏而言，已多少点出该词在当时英国脉络中的要义。
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发展可分两阶段简述如下。起先是从割据走向统一，从另一角度看，也可说是由各个自治的共同体组成共利的联合。比如早在十四世纪出现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就是由很多自由城市中的商会为保护商业利益而结成的组织。这种组织进一步发展，则是被迫征税以设立海军，以自费装备的武力抵御海盗，抗拒王权，在共同价值和优先权的基础上开了国际合作的先河。2再如“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王权越来越受到限制，主权转入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手中。生活在英伦三岛的人民虽各以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自居，但等到1707年联合王国形成，标准英语在官方推行下日益普及，英吉利民族遂在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大不列颠的认同。在这一自上而下推行国家—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另一个很重要的动向，那就是由下而上，边抗争边和解地走向共和的趋势。
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按照Greenfield富有启发的说法，民族主义这一独特的社会意识首先出现在十六世纪的英国，再由英国移民带到美国，十八世纪传至法国和俄国，进而遍及欧美各国，随后远达亚洲。她把现代西方文明界定为“经济文明”，其发展趋势为追求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她所强调的这个民族主义动力，只有在经济成就、竞争性和繁荣被确定为正面的和重要的国家价值的情况下，才能从中起积极推动的作用。比较地看，在欧美国家，这一经济文明的发展多呈现由国内向国外扩张的趋势，而在经济落后的亚洲国家，特别是在皇权吞噬一切的中国，则呈现为对外来挑战的消极响应，与前者自发而主动进取的势态明显地形成了被动挨打的对比。
Greenfield非常推崇《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的经济学见解，并引用笛福的观点说，国家的财富就是国民的财富，是个人福利的总合，而非该国的经济资源。国家支配经济资源和将国家的财富用于政治或军事目的的权力正是国民财富本身的功能。这就是说，既然税收、源源不断的基金和军费的开支主要来自贸易和商人，国家的武力便应保护商人的利益，为开辟国外的市场和贸易扩张而大力服务。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把英国社会重新界定为一个现代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经济不但不再受政治和宗教的束缚，且一跃而升至价值的顶端。一个人的出身于是不再完全决定他的社会地位，职位的声望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被期待为公益服务的功能。国家利益就在国民的利益之中，因而公益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随着国家更加关注国民的需求，平民也就日益受到尊重。国民财富正是英联邦（commonwealth）这一由共同利益组成的政治实体立国的基础。由此可见，英国脉络中的民族主义其实与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所强调的自由、法治、主权自民（popular sovereignty）等要点是一致的和相通的。
Greenfield反复强调说，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源泉，是促使现代经济增长的伦理动力，而公平和竞争则是它的两大原则。英国在经济上发挥了民族主义的带头作用，进而在各国唤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应。对这一起到推动作用的潮流，Greenfield更从理论上赞美说，“赚钱经商的行为从被鄙视的铜臭中蝉蜕而出，赢利于是成为一种与贪婪无关，且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物质自利中因而增加了利他的成分，在我们今日的集体想象中，经济已被提升到具有荣耀的地步。”3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上的竞争必然促使民族主义的动力从内部联合趋向一致对外的国际冲突。发生在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都是纯粹的入侵和烧杀抢劫，特别是在欧洲，很多战争都杂有贸易冲突和争夺资源分配的因素。欧洲国家所结集的武力，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在为各自的商业护驾开道，早在中世纪，打起宗教旗帜的十字军远征，据说就带有打通欧亚商路的目的。在不久前大陆推出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我们更可以明显地看出，海洋上一艘艘满载财富的商船，其百舸争流的气势几乎都是在本国海军的支持下壮大起来和得到安全保障的。1815年，欧洲各大国海军的总吨位数排名如下：第一名英国为60.93万吨，其次为法国的22.83万吨，俄国的16.73万吨，西班牙的（从早先的24.22万吨下跌到）不足6万吨。英国的总吨位数超过了其它三国的总合，其海上霸权在当时达到顶峰。4此时重商主义的英国进一步向自由贸易的扩张过渡，欧洲各国的商船竞相靠武力开辟亚洲市场，闭关自守的清王朝首当其冲。在古老的中国大陆上，西方民族主义的经济文明所追求的公平竞争原则先是碰了不平等对待的钉子，接下来他们便动用武力，迫使连续吃败仗的清政府接受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二 天朝心态vs贸易扩张
天下主义的妄自尊大 “中国”者，四国之中之谓也。该词在最初仅表示方位，并非专有的国名。四国泛指周边的蛮夷，中心便是华夏政教的“天下”。天下的位置恒久不变，它延伸广阔，富于包容，像一个想象的舞台，可供不断更替的王朝上台来展示各自的文治武功。在这个泛天下的文化地理范围内，中国与蛮夷的界限既划分严格，又伸缩可变：“华夏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华夏则华夏之。” 华夏模式被奉为唯一的标准，本为夷狄的满清入主中国，一旦拥有了天下，也就以华夏自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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