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近来我心里有一种迫切感，自觉人生步入甲子，身心衰退日非，立志要抓紧时间，将三大本《张大千演义》写完，否则年复一年，浪费光阴，大限时，将十年寒窗所学，百年人生所见，千年时空所悟，一并带往焚尸炉，付之一炬，殊为可惜，有此感悟，就越发懂得了爱惜光阴和人生了。
   二零零六年四月，我去台湾采访，那里的许多读者朋友，和大陆的读者朋友一样，对我在第一部“大陆篇”里所写的故事非常感兴趣，希望我尽早将《海外篇》和《归根篇》写出来。在他们的期望下，我躲进上海的“半空堂”书斋，五月八日开笔，到明年的四月二十五日，终将“海外篇”脱稿，其间废寝忘食，忙得连自己的栖息地悉尼都没空回去，个中苦乐，唯有自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对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甚至郁达夫、包天笑、张恨水……的遗忘；当然中国现代美术史对“叛国投敌分子张大千”更要失忆了。
   在整个民族“拨乱反正”，呼唤儒家文明回归的今天，从历史灰烬中寻找被人刻意遗忘的张大千，是对“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一次嘲弄。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海峡两岸阴霾浓罩，兄弟阋墙的日子里，是张大千孱弱的肩膀，负担起了两岸政权都无意顾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担。他甘耐贫困，忍辱负重，上印度、去阿根廷、住巴西、迁美国，……他的画展，更是几乎披及所有的西方国家。在法国，为了会见毕加索，他降尊纡贵，两次守候，表现出儒家的宽厚和亲和，尤其使人感动的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在自己处境也不宽裕的境况下勤奋作画，将卖画所得，通过各种渠道，分头接济给大陆的亲朋和好友，这种义举，在采访中常被人称道。
   张大千虽然萍迹世界，但没有一天忘怀自己的祖国，他晚年在台湾摩耶精舍时，常常为思念自己的亲友而哭泣，为一包来自四川故乡的土壤或一幅母亲的小画而伤感。他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知恩图报，忠于国家，讲义气，重友情。他身上有着珍贵的，对今天的人来说有必要继承的儒家钟灵之气，
    在写作过程中，我怀着一种在补缀的感觉，将一块块带刺的角料，小心地裁剪成形，既要好看，又不让刺痛手，最后拼凑成一件完整的衣裳，展现给人们，来换取我内心的愉悦。
   我写的虽然是演义，但所涉及的事件和人物基本上语出有典，力求翔实。为了故事的顺利进行，只是在时间上有所调整，对个别不重要的人物有所虚构，我也为故事中的张大千写了不少诗词，但愿能够乱真。
   我在写作“海外篇”的过程中，一如既往，受到许多文坛前辈、张家亲属和张大千研究者的热心帮助，他们是：黄苗子、何浩天、冯其庸、钟银兰、张心义、张心瑞、张心庆、张心端、李顺华、伏文彦、郁慕莲、徐启泰、李永翘、张应流、范汝愚、朱震宇、蔡振禄、曾迎三、魏学峰、杨诗云、汪 毅、马燮文、归钦忠、卢津源、倪绍勇、蒋亚军、刘振宇、许志刚、邬梅芬、米真、宣昌发。
   孙家勤博士是五省联军孙传芳大帅的哲嗣，也是张大千先生的关门弟子。 他留学德国，具有“哲学博士”和“艺术博士”双重学位，也是大风堂弟子中学历最高的一位，现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他在巴西八德园追随大千先生三年，是大风堂中深得大师三昧的弟子之一，他赐写的封面题词和前言，为本书增色不少。
   张近生先生是大风堂第三代门生中的皎皎者，他临摹太老师张大千的字体，到几近乱真的地步，他的书法回目，为本书增添了不少神采。
   学林出版社的副编审褚大为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用心良苦，是他的李逵大斧，砍伐了我拙稿中不该面世的部分，这犹如非洲某部落的一种阉割礼，只有接受了这种阉割，才能成为成年，这是一种风俗。尽管我心犹不甘，但为了出版，还是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对他的“阉割”同样也表谢悃。
   我的表哥张之先先生，曾经为我的“大陆篇”写过一篇精彩的后跋——《俏皮话兼作后跋》，我写本篇时，他一如既往的给予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运笔至此，突然联想，从大陆七十年代的文物商店拒不收购“反革命分子张大千”的黑画，到三十年后竟然在中国所有的拍卖行里，被人疯狂追捧， 一纸难求，不由忍俊不禁，喟叹：“这世界到底谁疯啦，是张大千抑或世人？”
    二〇〇八年六月三十日修改于悉尼浮槎栖夷楼

此文于2008年08月10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