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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巴克先生 洪 海
巴克先生，我首先非常感谢你特意来函探讨关于“主义”的重大政治观点问题。就你所坚持的观点来看，我们既是“同志”，又是“敌人”。说我们是“同志”，那是因为我们都追求民主；说我们是“敌人”，那是因为你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我却坚决主张废弃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当然，我们这种“敌人”是朋友式的“敌人”，是可以一起喝茶，一起争论的“敌人”。因为我们都是追求真理，伸张正义的人。这从你来函中的冷静、理智、诚恳的交流和探索态度中就可以清楚地得到证实。有感于此，我将就中国未来的出路——也就是主义问题开诚布公地与你探讨下去。我想我主要提出一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来供我们一起思考。
1． 社会主义公有制究竟有什么好处？它的优越性在哪里？
2． 社会主义公有制有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有，是哪一个？
3．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期是什么样子？中期又是什么样子？中期与初期比，它有些什么不同的特点？为什么说到了中期它就适合搞民主了？
4．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政治民主真的能相容吗？有什么证据？能够论证吗？经得起论证吗？
5． 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利于社会繁荣、科技进步吗？
6． 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吗？
7．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本身就是一种专制制度？
8．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符合人的本性？是否有利于激发人类的创造性、发掘人类的潜质？
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些基本的主要的问题，当然还有好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要把它们同私有制——也就是资本主义对比起来思考，思考，再思考。究竟哪个更好？哪个更有优越性？哪个更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全世界好几十个国家试验和实践了好几十年，几乎达一个世纪之久，有没有一个把它的优越性表现出来的？这些都不仅是经验，而且是教训啊！
你在函文中说得很好，“不管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不管是东方的民主还是西方的民主，只要是对绝大多数国人有利，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正确的，若是不利于广大民众的实际利益，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还是国内的或者是国外的，都不会得到普遍的欢迎。我们就应该毫无犹豫的抛弃它”。那么我们所要的民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呢？究竟什么样的民主才对绝大多数国人有利呢？我们的国人究竟欢迎什么样的民主呢？我想，只要把上述那些问题思考清楚了，找到了正确答案，这个难题我们也就得到了解答。
民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是一句口号？一句标语？还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西方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东方的民主又是什么样的民主？我们所要追求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究竟要有些什么样的不同？是形式的不同？还是实质的不同？是程序的不同？还是实体的不同？西方的民主究竟有什么不好？我想，至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式的民主。从形式到内容，都与西方的民主有所不同。但有一条，它的实质和西方的民主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民主呢？我们究竟要发明什么样的民主呢？说到这里，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杨恒钧的《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而奋斗》，一篇是刘自立先生写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极权》，我认为这两篇文章很有价值，很值得一读。针对谢滔先生《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曾在《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里清楚地阐述了我的观点，如蒙先生不弃，亦可去看看。就在博讯网站《百家争鸣》的《自由之声》里就有。有了这两篇文章，我在这里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既如此，那就不必浪费时间了吧。
不过最后有一个问题我要提一下，你在函文里提到“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利国利民的事，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不敢见阳光呢？ ”；结尾又说“而这些，就更需要合法地做，也只有合法地做，才能产生大智慧”。我想，具体做法仅仅是“做法”而已，是个手段问题，策略问题，它并不影响追求的崇高和光彩。共产党一开始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列宁，孙中山一开始都是“偷偷摸摸”的。而你不也是用“巴克”的名义在和我讨论吗？当然，排好了的舞总是要拿到舞台上去的，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蒋介石先生说，世界上没有几件大事是一开始就敲锣打鼓地完成的。他说得多好啊！至于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不用说，只要你要民主，只要你要真正的民主，那你就是违背共产党的“法”的。因为共产党的“法”首先维护的就是共产党的专制特权统治。要民主就是要动摇它的专制特权统治，难道还合了共产党的“法”不成？
我们是追求民主的同志，是探索真理的朋友，你说呢，巴克先生？有机会我们再探讨。迟复为歉，望见谅。
此文于2008年07月20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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