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国体育“三座丰碑”？陈镜开，戚烈云，容国团是也。
   
   陈镜开（1935-），原籍广东东莞石龙，1956年6月7日，他在上海参加中、苏举重友谊赛，在56公斤级比赛中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温奇保持的132.5公斤的挺举世界纪录。这是当代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纪录。同年他分别以135公斤和135.5公斤两次刷新了这项世界纪录。
   
   戚烈云（1934-），原籍广东台山，生于香港。1957年5月1日晚，在越秀游泳场举行的广州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泳表演赛上，以1分11.6秒的成绩一举打破了当时由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V·斯沃齐尔保持的1分12.7秒的男子100米蛙泳世界纪录，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游泳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容国团（1937-1968），廣東珠海人。1959年4月5日在西德多特蒙德，荣获第25届世界乒乓球賽男子單打冠軍，是头一个夺得世界冠军桂冠的中国人。
   
   正如《广东体育精英大观》开篇所言：
   
   陈镜开一声怒吼，戚烈云劈波斩浪，容国团震惊世界，宣告了中国人被诬蔑为“东亚病夫”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特别版第一页）
   
   对此，50年代的广州市长朱光，曾在《调寄望江南》的词中吟唱道：
   
   广州好，体育惠同群。人健国强情奋发，容陈戚艺冠全军，大任岂斯文。
   
   这三位广东健儿，担当了改写当代中国体育史的“大任”，不仅为南粤乡亲父老争光，更为亿万炎黄子孙争气，堪称“辉耀千秋”！
   
   然而，体育事业只是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毕竟不能作为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奥林匹克运动虽然以“更高，更快，更强”作为竞赛口号，其根本精神却是“志在参与”，终极目标在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增进各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从这个意义上，50年代大陆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完全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即所谓胜负是暂时的，友谊是长存的。无论国内国际的比赛，均应贯彻此方针，这样才能达到和谐。
   
   至于体育，当时毛有个题词，道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也讲得很好，上述朱光市长的词：“人健国强情奋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应由于毛罪恶累累而因人废言。
   
   可惜，在极左路线肆虐下，大陆体育事业扭曲变形，沦为政治的工具。在“友谊第一”的幌子下，中国乒乓球队“打假波”，赛前就由领导内定了冠军人选，如要求保证庄则栋“三连冠”，其他队员哪怕与庄各有千秋，临场发挥得好完全可能取胜，但也硬性规定“许败不许胜”。
   
   1987年第38届新德里世乒赛，何智丽拒绝让球给队友管建华，最后勇夺冠军。由于违背了领导意旨，事后她当然没好果子吃，以致负气离队出走日本。但此次进入决赛之前，她本人也曾接受陈静让球。
   
   这种“打假波”，最大的受害者是焦志敏。她在1988年汉城奥运女单半决赛中，让球给李惠芬。可是，决赛时陈静击败了李，夺得首次成为奥运项目的乒乓冠军。焦只获铜牌，成为终生遗憾。之后焦退役留学瑞典，过了一年远嫁韩国，从此再未参赛。
   
   缅怀往事，她说：“八年的國際比賽，我讓了五次球，所以不想再打了。”
   
   大陆国家队非但内部“打假波”，对北韩也曾“照顾”，把小型国际赛的冠军让给“朝鲜战友”。这些无疑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极大亵渎，对国内外广大观众的侮辱与轻蔑。
   
   不过，近年来北京当局又改变了“既定方针”，再也不讲什么“友谊第一”，而是宗奉锦标主义，金牌挂帅。尤其争夺奥运金牌更是不遗余力，志在必得。
   
   归根结底，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让体育从属于政治。通过在国际重大赛事夺标，转移民怨沸腾的百姓的视线，增强“凝聚力”，从而增加其执政的“合法性”。
   
   2004年雅典奥运，大陆夺得32面金牌，次于美国的36面，而较俄罗斯的27面为多。但若计算金银铜奖牌总数，则大陆所得63面，远低于俄罗斯的92面（美国是102面）。为了突出战果，北京将奖牌榜按金牌多少排序，其位居俄之前。这里面，似乎有点鸵鸟心态。
   
   有人估算，32面金牌投入经费高达上百亿元。这笔钱可以兴建多少间希望小学！
   
   呜呼，奥运金牌“含金量”如斯巨大，值得吗？
   
   文末还要提一下，以“人生能有几回搏”的豪言知名的容国团，担任中国女队教练，勇于改革，该队于1965年首登世乒赛女团冠军宝座，容厥功至伟。但文革中不堪虐待，与姜永宁、傅其芳相继自杀。这与上述金牌“含金量”超大一样，属于体育政治化的恶果，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匪夷所思的可悲现象，不能不令人慨叹。
   
   （0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