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文学》---这是旅美中国作家哈金在香港书展讲演的题目，时维08年7月26日。
   
   这位53岁的波士顿大学教授使用英语写作，其小说曾多次获奖。虽居美23年而“乡音无改”，因为他与夫人在家中对话，仍使用辽宁口音的普通话，以致往往次日回校上课，面对一班美国学生时母语冲口而出。
   
   讲演采取对谈方式。他回答主持人梁文道的问题说，之所以用此题目，是基于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没有把“个人”摆在应有的位置。罕有的两个例外是：白桦小说中提出“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这是探究“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结果遭到猛烈批判；再就是高行健写《一个人的圣经》，那是把“个人”与“国家”放在平等的地位，不认同“国家”可以侵犯“个人”。

   
   对此，他举了个切身经历的例子。1985年他到美国留学，发现同班的外国留学生中，只有他一个是不带家眷的。一位印度女同学问其原因，他答称这是国家的规定。后者马上追问道：你为什么不告它（国家）呢？他觉得这个问题出乎意料，是自己想也没想过的。这说明，“国家”/“集体”侵犯“个人”，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根本没有人会提出质疑。
   
   但就民主国家而言就不是这样。“国家”由“个人”组成，它理应尊重“个人”的意志、“个人”的自由。否则，那就是法西斯。
   
   为此，哈金提到一本著名的英语辞典，对“法西斯”的释义为：以“国家”或“集体”的名义剥夺“个人”应有的权利。（大意）
   
   可惜我没听清那本辞典的名字。后来在书展中翻看新出的麦克马伦英语大辞典，在该词条下的解释与此相似，大致说：那是一种极右的反动的社会制度，在其中“国家”（state）控制一切政治活动，不允许反对意见存在。
   
   当代中国历史中，虽然没有如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样的统治者，赤裸裸地实行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种主义”却大行其道，倘从上一世纪20年代末算起，实际上绵延80余年，至今不绝。“国家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用60年代雷锋的语言，个人的全部使命，就是充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整个社会这部极其庞大的机器里简直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由此联想到，中国作家为何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笔者认为，除了语言不同、翻译困难的因素外，主要应归结到“国家”情意结上面。作品中“个人”被淹没，意识形态色彩太强烈。这就跟西方的文学观无法接轨，与诺奖所强调的理想主义难以合拍。
   
   当然，也非没有例外。比如沈从文的小说个人风格鲜明，写出了湘西边远山村鲜活的普通人的形象，其文学水平完全可以和欧美顶尖的作家相媲美。据说他在80年代曾获提名，夺魁呼声也很高，可惜尚未进入决选阶段，他就溘然长逝，终于失去了机会。
   
   至于法籍华人高行健夺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其实确与中国不大相干。正如当时大陆总理朱镕基对其获奖的回应：他恭喜法国又多了一位获奖者。何况高氏两部得奖作品，至今还未能在大陆公开发行。
   
   不过，朱镕基虽那么讲，却只能视为代表北京政府的一种外交辞令。完全由官方掌控的中国作协就没这么潇洒，其发言人宣称，像高行健这样（水平）的作家，我们至少有两百个！言下之意，是指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不公，带政治偏见。
   
   针对大陆作协不无酸葡萄意味的说法，本身是资深评奖委员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回应道：好啊！欢迎你们从中推荐得奖候选人。遗憾的是，多年来，身为中国作协主席的巴金从来没有推荐过任何一人，而他是有资格做提名人的。
   
   仅从以上事实即可看出，在一党专政下，谈不到什么文学。作家失掉了自我，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庸。
   
   尤具讽刺性的是，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竟引用列宁的话，论证“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而其原话出自《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文中，列宁描写无产阶级文学的特征时，三次说到“这将是自由的文学”。
   
   显然，这个“自由”，并非法国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中那个“自由”，也不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那种“自由”。而是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准许的“自由”。
   
   具体地说，便是不受任何制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个人自由”，内容包括：饥饿的自由，恐惧的自由。
   
   例如，1957年反右之后，被划为“右派”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每戡，开除了公职，他“选择了”自谋职业。两夫妇从大学教授宿舍被逐出，连栖身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回到湖南董夫人家中，靠亲戚接济，总算没饿死。这便是不听话的文学家饥饿的自由。
   
   恐惧的自由比这普遍得多。如大名鼎鼎的丁玲，当了20多年右派，发配北大荒劳动。好不容易在文革结束后获得改正，重返北京，官复原职。其待遇是中国作家里最好的。尽管如此，往日被无情批斗的阴影萦回脑海，常常半夜从恶梦中惊醒。浑身大汗淋漓，要靠丈夫陈明温言抚慰，才能回过神来。
   
   倘说那都是上世纪的陈年旧事了，如今构建和谐社会，不一样了。那样想的话，未免乐观得太早。最近几位网络作家被拘禁甚至被判刑，不就说明“国家”仍旧压在“个人”头上吗？
   
   就拿今天陈丹青先生在香港书展的一句话，也够耐人寻味的。有听众听了他的精彩演讲后向他提问，他答称，这太敏感，我还要活。此语一出，全场哄笑，大家心照不宣，问题不了了之。
   
   试问，“个人”如此，哪有文学可言？
   
   （08-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