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
   
   这是鲁迅先生《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的一段话。（《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33页）从中可见欧洲人对诗人尊崇之一斑。
   

   其实，鲁迅的转引与原文略有出入。海涅（1797-1856）原诗是：
   
   我梦见我自己做了上帝/昂然地坐在天堂/天使们环绕在我身旁/不绝地称赞着我的诗章。 我在吃糕饼、糖果/喝着酒/和天使们一起欢宴/我享受着这些珍品/却无需破费一个小钱。。。（诗集《还乡记》，第66首）
   
   由此看来，诗人自视更高，他“自己做了上帝”！不过，这倒并非海涅本人夜郎自大，而是欧洲风气使然。大抵自希腊《荷马史诗》始，诗人便被公众看作缪斯的使者，备受敬重。其后但丁、莎士比亚、拜伦、歌德、普希金。。。等等，莫不星光熠熠，令人仰视之如神祗。
   
   不过，若干小说家也陆续崛起，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和列夫。托尔斯泰在文学殿堂中巍然屹立，其鸿篇巨制构成坚如磐石的根基，使其足以和诗坛泰斗分庭抗礼，平分秋色。
   
   推想这些小说大师在离开红尘的一刻，必定收到上帝的请柬，于是升天之后，也“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
   
   倘说那都是神话世界的事，臆测而已，当不得真。那么，百余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现实告诉我们，能以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该项丰厚的赏赐者，几乎全属小说家和诗人。其中，又以长篇小说巨匠居多。而纯以剧作或散文夺魁者则极为罕见。
   
   这种重小说（长篇小说）与诗歌，轻戏剧与散文的现象，在北美与大洋洲的英语国家也成了文学界的主流。所以，以英语写作的哈金在一次访谈中，直截了当地宣称：“文學有結構，有層次和等級的，過去的傳統裏最高就是詩歌了，現在可以說是長篇小說，最底層就是回憶錄”。
   
   如果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比较，中西文学观的确大相径庭。就拿古诗与散文两者来说，可称难分高下。《诗经》虽属经典，孔子甚至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但在“四书五经”里，以部头计，它仅占九分之一。其余八部基本上都是散文（《易经》有点特别）。
   
   如论作者，则《风》、《雅》、《颂》的作品全属佚名，无可稽考。不像“四书”和《春秋》，作者名传后世。至于诸子百家，还有其后的《史记》、《汉书》更以散文体著称，庄子、墨子、韩非、司马迁和班固等大家，饮誉中华垂二千年。毫无疑问，他们仙游之后，都应该有资格获得上帝的款待。
   
   当然，同样可以“围着上帝吃糖果”的，还有屈原以降一大批古代中国大诗人，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等。
   
    那么，“文起五代之衰”的韩愈，以及柳宗元等“唐宋八大家”（苏轼除外），就不够格接受上帝的请柬吗？
   
    对此，哈金认为：“在中文文學裏，散文很重要，但在英美文學裏，散文屬於次要種類，比小說低。從某種意義上，散文不屬於創造性文學。“”他又说：“因為詩是語言的精華，語言的最高程層，很多大詩人都寫的很少，他們還是偉大作家，因為他們在頂尖上。”
   
    这样说来，洋上帝很可能视韩柳等如无物。于是，只好寄望于土上帝（轩辕？），另外安排一个天上的乐园，让古代的“七大家”，明清的袁枚、桐城派诸子，以及近现代的梁启超、朱自清等名作家，也能在那里吃糖果。
   
    其实，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炎黄子孙的文学观未必一定要“与国际接轨”，如果这种接轨意味着全盘西化的话。就像吃糖果，北京人爱蜜饯枣子或冰糖胡芦，美国人钟情巧克力。我们无需改变自己的喜好习惯。
   
    “文无第一”。文学内部四大门类更难分等第。有作品传世者便可称不朽，不一定入于“伟大”之列，例如“十年磨一剑”的贾岛。古今中外，能称“大诗人”、“伟大作家”者，究有几人？对于读者而言，又何必在意其心仪的作家是否“在顶尖上”？
   
   （08-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