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与中期，曾是中苏关系的蜜月阶段。当时的青少年都沉迷于“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个憧憬之中。苏联/苏俄文学大行其道，几乎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
   
   1957年11月7日，苏联隆重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首脑均赴莫斯科捧场，毛亦亲自率团出席。大陆也将此作为盛事，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文艺报》专门出了几期专辑，对苏俄文学推崇备至，使其地位臻於顶峰，为西方及他国所无法比拟。
   

   好景不常，才一年多时光政治气候大异，1959年起中苏两党、两国交恶。不过，苏俄文学情意结已深种于那一代人内心，在不少知识分子而言，堪称五十年不变，直到新世纪之交还是不绝如缕。
   
   当时影响最大的，首推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简直风靡全国，他的一段内心独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因小说有关章节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流传，也影响了很多青少年使之加入或靠拢共青团，并进而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再就是与苏联卫国战争有关的一批书籍，包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的儿子》、《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真正的人》、《日日夜夜》和《青年近卫军》等作品。
   
   《卓》和《我》分别是两位反法西斯青年英雄卓娅（丹娘）与奥列格（青年近卫军首脑）的母亲写的回忆录。《古》则描写另一位女战士的成长历程。《普》写以身体挡德军碉堡枪眼的马特洛索夫。《真》乃波列伏依的长篇特写，记述无脚飞将军的事迹。西蒙诺夫的《日》写斯大林格勒之战，《青》为法捷耶夫的长篇纪实小说，均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
   
   以上除《古》外都改编成电影上映，故反应热烈。而长篇小说《收获》、《金星英雄》等虽非战争文学，写的是战后复员回到农庄的战士，也同属得奖作品，一样拍了电影，风光之至。
   
   另有一些著名小说四十年代或之前已拥有大量读者，例如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及鲁迅推介的《苏联作家七人集》等。后者篇首为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左琴科的短篇小说居次。
   
   国民政府时期，读这些书有“赤化”的嫌疑，弄不好会吃官司，但依然不乏青年捧场，这除了左倾思想的吸引之外，其高度的艺术性亦不容置疑。
   
   至于诗歌方面，当然以斯大林钦定的马雅可夫斯基独占鳌头。这位被誉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其楼梯式（阶梯式）诗句尽管与中国的民族形式大异其趣，却在北京官方刊物上好评如潮，并有一批效颦者。
   
   他是1930年4月12日自杀身亡的，其由官方颁授的诗坛祭酒地位，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60余年间一直无人能够取代，实在是极权社会一大特色。
   
   不过，人民群众虽属“沉默的大多数”（尼克松语），他们无权参与斯大林文学奖之类评审，心中却是有杆秤的。孰优孰劣，民意自有显示。尤其俄罗斯和苏联人民，整体文化素质之高是西方国家包括英美法及日本在内的学者公认的。
   
   随着八十年代大陆改革开放，信息传递手段日渐发达。千禧年以来全球化步伐迅猛，昔日北方的“老大哥”传来的许多资讯，更令当年大陆的热心读者目瞪口呆。
   
   以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例，本来他那本书的原稿就粗陋无比，根本无法面世。全靠出版社请某资深作家为其润色才得以付梓。且不说他翻脸不认人，抹煞那位作家的功劳，仅以大陆读者通常所见的译本而言，就有多处错漏。
   
   该书译者梅益乃经历过延安时期考验的老干部，五十年代初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他不懂俄文，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书中主人公“按新华社编的《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应译为帕维尔。科尔恰金。可谁知道帕维尔。科尔恰金呢？人们只知道保尔。柯察金。”（蓝英年注：《历史的喘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346页）
   
   如果说，这个主人公名字的误译已历时半个多世纪，再也无法改正；那么，书中若干重要情节的删削就实在不应容忍。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小说第一部末尾与第二部开头，保尔的职务衔接不起来。他突然降了好几级，并且调到环境艰苦的边防站改任基层政工干部。这对于他这样出身极好又立有战功的因公伤残者，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是什么缘故呢？
   
   原来此前职位不低的保尔被卷入党内派别斗争，他“站错队了”（借用文革语言），成了所谓“工人反对派”，遂遭惩处而“左迁”，从乌克兰共和国首都基辅，一下子撸到边远偏僻的国境线上，瘸着腿艰难地执行任务。没把他开除出党已算够照顾的了。
   
   笔者不知其他读者对此怎么想，本人是深深为之不值。原来我们曾经无限倾慕的苏联，对苦大仇深的“自己人”如保尔也如斯残酷，毫无人情可言！
   
   再拿上面列举的那些作品来说，1950年之后出名的几乎全都在今天的俄罗斯销声匿迹了。什么《日日夜夜》，本来可读性就很差，当然早被人遗忘。《青年近卫军》吹捧斯大林，也落得同样的下场。《卓娅和舒拉》这类不入流的作品，命运更可想而知。
   
   所以，前年大陆一把手在莫斯科崇敬地提起《卓娅》一书，相信俄方翻译闻言很可能莫名其妙：“那是什么？”更何况报刊揭露这位“丹娘”死得并不光彩，翻译就算知道该书，也不便接话茬了。
   
   除此之外，众多当年苏联作家中的头面人物丑闻先后曝光，暗地告密出卖同行者有之，如巴甫连科，考涅楚克；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者有之，如肖洛霍夫；见死不救者有之，如法捷耶夫。那位风流倜傥的马雅科夫斯基，到处留情，结果因逼婚不遂吞枪自杀，“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诗人”这般下场，岂不令人齿冷？
   
   鲁迅尝言，评论一个作家不仅应论其“全文”（全部作品），还要论其“全人”（人品行为）。倘用此角度，则风光一时的苏俄作家中，站得住的未免太少了。我们中国读者受骗也太久了。
   
   不过，“汝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经得住时代潮流的冲刷，能够屹立不倒的俄罗斯杰出作家、诗人，还是大有人在。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的诺奖得主不用说了，诗人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作家左琴科，格罗斯曼等等，都是跨越国界，享誉文坛的佼佼者。星汉灿烂，难以尽录。
   
   以此观之，苏俄文学情意结将延续于我们的后代，那片横夸欧亚广袤壮丽的北方大地，“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文学重镇所在。甚至可以预期，未来依然如此！
   
   （08-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