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很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
   
    以上的话，见于沈从文先生（1902-1988）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末段，讲演题为《从新文学到历史文物》，时在1980年11月20日。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所编《生之记录--沈从文随笔》（2007年，194页）。
   
    这篇演辞结尾是这样的：

   
    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获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做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向前的。（同上）
   
    在这篇演讲的中段，他说道：
   
    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192页）
   
    沈从文真不愧为当过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的语言大师。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当时正值文革结束才几年，大陆改革开放之初。作为“出土文物”的沈从文，属于较早的一批获准赴美讲学的知名文化人。从当局而言，此举富有恩赐的意味。而受惠者自己，当然要感恩“识相”，粤语称为“识做”，即不要令施恩者难堪。
   
    所以，演讲的分寸就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要让东道主美国人得到他们渴望知道的信息，而不致听讲后怅然若失；又要为北京当局隐恶扬善，而切忌出言不慎“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也要尽可能一吐胸中块垒，而不过分自律憋得难受。
   倘能如此达至三赢，便属“绝妙好辞”。
   
    沈从文先生举重若轻地做到了！
   
    他没有回避毛时代的严酷：“很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成了古人”。这句话真是可圈可点。这里面没有“含冤去世”，“投湖自尽”，“死于非命”或“郁郁而终”之类负面的字眼，却能引人遐想，甚至催人泪下。
   
    这些作古的文化精英何故丧生呢？“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什么“环境”？实行一党专政的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暴政。什么“新变化”？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批胡适、反胡风、肃反、反右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艺整风，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政治运动是也。真是卅年伤心事，尽在不言中！听众自可领会。
   
    至于其本人遭遇，他巧妙地提到：“外面的传说”“不太正确”，言下之意，并非完全与事实不符，包括“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那都是有的。
   
   但他并没有“备受虐待、受压迫”，因为除红卫兵冲击外，当局的确从未对其有过“虐待”或“压迫”。50年代初他服药自杀，也真是“自杀”，无人逼迫。而“不能自由写作”，则“在新中国”并不独以他一人为然。
   
    这样的澄清其实已向听众传递了真实的信息：“新中国”的作家处境困难，备受虐待、受压迫者，大有人在，只不过因为他“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才得以幸免。
   
    写到此，笔者不能不佩服沈先生的EQ之高。他在一度自杀获救之后，大彻大悟，审时度势，改事与世无争的古文物研究，面壁数十年，终于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煌煌巨著，填补学术空白，垂范后代晚辈，堪称功德无量。
   
    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并且享有“乡土文学之父”的美誉，（百度百科）沈从文在1949年之后远离文学，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的损失。但也正如其本人在上述演讲中所言：“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同上，194页）
   
    诚然，中国因此少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曾两度被提名，仅仅因为逝世稍早而痛失获奖机会），但中国文化史却增添了一座丰碑。这不正像其引用的古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西谚有云：是金子总要闪光！验之于沈从文先生，信焉。
   
    “金子”里少不了高EQ!
   
    （08-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