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之春
    六四，是中国患的一场大病，至今未愈。中国好可怜。六四，是中共的伤疤，祇要它继续掩盖伤疤，这个伤疤就不会被医治。
   六四是历史上的真实记忆，祇是被中共偷盗了19年，掩盖了19年，至今还在掩耳盗铃。
   可是，现实面前，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时间总是判决大师，祇是现在还没到宣判的时候。
   凡事忍耐，历史总是不吝啬自己庄严宣判的时刻，凡事等待。

   我曾说，六四是中国人的大课堂，又是中国进入现代化前夕必要的洗礼——成年礼。
   六四之后，天安门成了敏感词，一直到今天。一旦天安门成为敏感词，真相也受累成为敏感词。
   我们看到的真相，往往是被遮蔽的真相。我们不能看到的真相，却发现距离我们很远。为什么没有真相，因为真相就是天安门。
   19年前，天安门上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也就更想知道。
   在21世纪来临之前的30年，我除了故乡印象深刻外，另一个地方就是北京了，我还在那里生活了6、7年。每次到天安门广场，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1989年六四，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一丁点痕迹。
   圆明园被火烧后，还留下残垣断壁。长城被毁后，还有清晰的痕迹。连卢沟桥边的宛平城墻上还留有日本军人的枪眼。为什么天安门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历史的影踪？难道八九年六四没有发生？100年，1000年之前，都有痕迹。为什么19年前的历史就被人为地割断了？19年前的血痕，当晚就被粗暴而无情地洗刷掉了。
   看看，他们在黑暗中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广场上突然熄灯？
   六四，星期天。凌晨4点30分，军队进入天安门，即将开始清场。清场前，虽然反复广播通告，但这时广场的电灯却突然熄了——谁的命令？
   一片黑暗。熄灯，是清场开始的信号。十几分钟后，广场上的灯又亮了。祇见武警部队官兵沿东西方向排成一排横队，从天安门前向纪念碑方向进发。他们的后边是与他们相平行的20余辆装甲车。装甲车的后边是一队解放军官兵。军队如何突进的？又为何熄灯？
   至今我们知道真相，流血发生了。但我们还是不能知道更多的真相。这，需要我们继续等待。我们现正等待完全的真相早日揭开，早日真相大白。等待，我们还要继续等待。
   此前，我们热血沸腾的学生们在绝食，教师也加入了绝食行列，还有记者，更多知识份子们也先后加入了。比如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科技界、医务界等数十万人游行到广场声援绝食学生。《人民日报》社的“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和“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的横幅，引起许多人注意。还有一个青年记者嘴封着纸条，头顶着没有打开镜头的照相机。
   大家要表达自由，要说真话，可遭到的却是枪口开枪的声音。从这一天起，中国进入死寂，因为没有表达自由，真相就更无法看到。
   假如，没有19年前的枪声，丁子霖老师的儿子蒋捷连今天也有36岁了，至少也娶妻生子了。还有王楠，还有更多更多的蒋捷连、王楠们……今天，他们都该当人夫、当人妇，当人父，当人母了。可是，历史不容假设，历史没有丝毫不发生的可能。
   虽然丁老师等天安门母亲们已经提出宽容与和解，虽然刘晓波还在期待着天安门上的国旗为六四死难者下半旗致哀，虽然李鹏等祸首行将就木，但历史就是历史，不到那一天，就等不来最后的审判。
   最后的审判，就是最后的真相。不到这一天，六四就没有结束，六四就还在继续。
   游行、演讲、散发传单；罢课、绝食、请愿；新闻自由，讲真话，民主、自由、法制；从来都不是敏感词，从来都是正当的。
   可是，我们的政府到底怎么啦，这些都成了非法，成了被禁止的公民权利，被禁止了的自由。难道暴力才被允许？难道打、砸、抢、烧、杀才能争取到公民权利？
   暴力党，总是以为暴力才能解决问题。暴力党，至今也没有离开过使用暴力。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实际是暴力压倒一切。
   民主自由无错，游行示威无错。当初，中共党委总书记赵紫阳已经明确要求，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是明智的作法，比那些高举反动乱的旗子要大开杀戒的作法要高明得多。可惜，这样的领导人却是被废黜不用的。直到2005年1月紫阳去世，才终结被软禁的命运。
   有一天上午，我和少数的朋友们为他的遗体送别，却看到更多更多的朋友无法来到现场。
   紫阳活着，被软禁；紫阳去世，他的朋友们被软禁。
   有人说：“赵紫阳提出的办法是值得欢迎的。”可不是总书记的总书记邓小平却是不欢迎的，他权大于法，玩弄权力于股掌，到死方休。有人还说，邓小平有理论，可他的理论不过是掩耳盗铃，不过是掩盖历史真相而已。
   说真话，就是那么难，到了说一句真话就流血的地步，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无奈的现实。
   1989年的5月9日，中国也是第一次公开游行喊出“新闻要自由”“声援记者”的口号。这一天容不得人们忽视的是，首都30家新闻单位的1013名编辑、记者的代表，将他们请求与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对话的一份联名信送至全国记协，希望就中国新闻界近日内发生的事情进行对话，内容涉及到如何真正建立起报社总编负责制；这次学潮中的新闻报道以及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等问题。
   北京大学的200多名学生也积极参与，打着“要新闻自由，解除报禁”的横幅，喊着“新闻要讲真话”、“要求对话”等口号，从西长安街沿大会堂西侧路去西交民巷“中华全国新闻记者协会”门口静坐。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共计1000多名大学生，在纪念碑旗杆北侧40米处演讲：要新闻自由，新闻要真实；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无错，要为其鸣冤……
   1989年的5月14日，当时的著名公共知识份子严家祺、包遵信、李洪林、戴晴、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12人联名发出的《我们对今天形势的紧急呼吁》。
   《紧急呼吁》要求：第一，中央负责人发表公开讲话，肯定这次学潮是爱国的、民主的行动，绝不以任何形式对学生“秋后算帐”；第二，承认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的：第三，不能以任何藉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这12名学者、作家在《紧急呼吁》中声明，如果政府不满足上述要求，他们将和学生一道绝食，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这样的场面绝无仅有，今天就很难看到和难以体会的。
   历史上，那是却有短暂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从那以后，不但不再有“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而是“新华社日日电：今日无新闻”。新华社祇有外国相对客观的新闻，对于本国新闻，其实是“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有宣传”。这样的宣传都是“六四的天安门没有死人”，“天安门血流成河都是谣言”，“一些群众被误伤”，等等，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看看我们的“天安门母亲”制作的网站，出版的图书，就可以知道，六四不是风波，而是屠杀。
   六四19年，祇有真相，屠杀的真相。这一点，不容回避，也不容粉饰，更不能遗忘血的记忆，正是生命的价值所在。
   纪念六四19周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真相。忘记历史，祇能让我们愧对未来。因为我们知道，祸首们没有未来，他们祇有被审判。而我们，必然要面对未来，未来正是审判六四杀人犯，建立自由民主法治新国度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