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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疑似精神病人挑破了中国脓疮
——从医学、法学和社会学视角解读杨佳杀警案（1）
文/亦忱
前言
2008年7月1日上午，北京青年杨佳在精心预谋的基础上持刀闯入上海闸北区政法大楼刺杀警察，一举制造了6死4伤（后来据传5伤）的惊天血案。
杨佳杀警案发生在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途中，其血腥和残暴，其疯狂和野蛮，其不可理喻和令人费解，极度地给国人的心灵带来了空前的震撼。一时，网络舆情讻讻，纸媒不知所措，电视则点到为止，上海警方乃至中国的最高当局，毫无疑义地也跟着陷入了一场具有爆炸性意义的巨大公共危机事件之中：杨佳一介匹夫，仅凭一击之力，就挑战了国家机器的道义基础，把整个社会陷入莫大的精神危机之中。
如果我们不讳言事实，杨佳杀警案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挑破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脓疮，把中国社会最荒唐、最令人费解的谜团，以一种最血腥的方式挑开。
我以为，从医学、法学和社会学意义上解读杨佳袭警案的深层意义，无论是对今后中国社会的治理方式完善，还是对中国社会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
六条生命乃至极有可能的七条生命的消逝，会给中国社会的走向带来什么？是社会秩序朝良序化演进？还是朝恶序化演进？本文试图从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视角给出自己的一家之言。
诚挚欢迎任何严肃的批评。
一．杨佳杀警乃高度疑似精神病人的疯狂之举
（1）作为杨佳杀警案参照案例的美国总统里根被刺杀案简介。
众所周知，在美国立国近240年间，其历史上曾发生过9起总统被精神病人刺杀的案件。
最近的一起，是1981年3月20日，刚刚就职仅20天的里根总统在华盛顿市的希尔顿饭店发表演讲后离开时，突然遭到一个名叫约翰•欣克利的青年连发六枪刺杀。此案当时震惊了美国社会，并一度引发美国的宪法危机而差点导致美国最高统治阶层史无前例的混乱【注1】。
好在里根总统大难不死，击中他的子弹是颗跳弹，是先击中汽车再反弹击中他的身体，只击穿了他一页肺而距心脏约有3公分。经抢救，他很快脱险痊愈而重返总统职位，并随后与1984年赢得连任竞选。
案发后，经彻查案犯作案动机，顿时令世界哗然：原来，凶手欣克利谋杀总统的动机是，他迷上了当时的女星朱莉•福斯特！他刺杀总统竟然是为了取悦这位自己钟情的电影明星。后者因在电影《出租汽车司机》中扮演一个妓女而名声鹊起。该片讲述了一位心理孤僻的出租汽车司机为了表达对福斯特饰演的那个妓女的爱情，而密谋去刺杀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荒唐而又离奇的怪诞故事。
欣克利看过这部电影后，疯狂地迷上了福斯特，对福斯特的崇拜陷入真正的病态。不仅给她写信、打电话，而且利用任何可用的手段对其百般纠缠，但福斯特一次也没想过去见这种病态的影迷。为此，他决定用刺杀总统这一具有爆炸性的怪异行动来博得福斯特的垂顾乃至梦寐以求的爱情。
欣克利在作案现场被逮住后，按照当时的美国法律，经警方侦办，并以涉嫌故意谋杀总统等罪名而被起诉和审判。但最终在辩护人有理有据的有力辩护下，欣克利被确证罹患偏执性精神疾病被裁定无罪，而最终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2）杨佳杀警行为高度切合偏执性精神病的典型症状。
偏执性精神病是精神病医学中最常见的一种精神疾病。该病的发生机理迄今尚未彻底被世界精神病学界研究弄明。
按照最通常的说法，导致该病发生的机理主要有以下3点：
1.由于这类患者有个性缺陷,而且对社会抱着仇视的心理,当他们遇到意外事故或遭受的挫折或失败超过他们可能耐受的限度时，患者便把这些事件看成有特殊意义，认为他们是不公正或错误的受害者，错误地理解周围人的举动和态度，把挫折和失败归因于他人；
2.不断地从环境中寻找可以解释其挫折和失败的线索和证据，并且仅仅选择和接受可以证明其妄想信念的材料，认为这些材料才是真的；
3.患者逐渐把有关材料联系起来，在歪曲和误解的基础上发展成结构较为严密的妄想系统。【注2】
据从事精神病医疗的专家通行的看法，偏执性精神病患者的最初症状表现形态隐蔽性很大，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精神病医生也很难在发病的早期发现和确诊它。“即便其妄想已经显露，但由于系统性、逻辑性较强，容易博得人们的信任与同情。”【注3】
我们对照上述有关偏执性精神病的发病机理，来考察杨佳杀警案的主要案由，将会比较清晰地发现，杨佳一步步陷入杀警深渊，完全符合一个偏执性精神病人所具有的典型症状。【注4】
仅就目前笔者从上海警方披露的案件由头及发案过程来看，我们对照上述偏执性精神病的发病机理，来看看杨佳杀警案成案的过程，相信大家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以下，就是我立足于已经披露的案件公开信息，对杨佳杀警案的简单描述：
去年10月5日，杨佳从北京来上海旅游。在自己不知情的状况下，租了一辆没牌没证的自行车。当他骑着这辆车上街游逛时，在街头被高度警觉的上海警察疑似赃车，遂拦住杨佳盘问；而杨佳对警察选择性地拦住自己的去路，认为其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受到了一种不能接受的冒犯，便以自己有租车凭证为据，认为自己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地存心耍弄一回警察。于是，杨佳在街头和警察理直气壮地纠缠达40分钟之久。
杨佳的这种蔑视警察执法的行为，在当今中国文化背景中，显然是不被容忍的对国家机器及执法者的挑衅。他随后合乎警方行为逻辑地被强行“留置”在派出所内接受了6个小时的调查。至于这6小时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足以导致杨佳杀死6个警察、杀伤4个警察方才解恨的事情，我们从上海警方披露的信息来看，确实看不到有什么足以导致杀警案发生的任何事实。这虽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但杨佳在此期间没有受到足以致残的伤害，应该是可信的。或许正是鉴于当时杨佳只是用言语耍弄警察，而没有使用暴力反抗警察对他的“留置”，随后，上海警方不仅没有像中国那些落后地区的警察收拾杨佳，给予杨佳适度的教训，而且，对杨佳的“留置”也适可而止，在查清了杨佳的自行车确实是租来而不是源于盗窃，于是把杨佳放了。
然而，乘兴前来上海旅游的杨佳，对自己无端地从街头被警察不无歧视意义地选择性逮进派出所被“留置”6个小时，根本就无法心平气和、逆来顺受地加以自认倒霉地接受。
于是，他开始为了自己的尊严乃至极有可能的身体受到微不足道的伤害，而小题大做地向闸北公安分局寻求“说法”。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上海警方作为中国首善之区的文明执法者，居然耐心和认真地对待了杨佳的投诉，甚至不可思议地千里迢迢两次派出警官赴京上门做杨佳的息访、息诉工作，甚至为了息事宁人，愿意在警方无过错的前提下，给予杨佳高达4位数的适当经济补偿，但是，却被杨佳予以坚决拒绝。
最后，杨佳认为自己的诉求经8个月的反复折腾，确信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得到满足，于是，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原本完全有可能避免的最血腥、最残暴的杀警案在防备森严的上海闸北27层的政法大楼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3）杨佳作为高度疑似偏执性精神病人的主要依据。
杨佳杀警案作为发生在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途中。无论对作为高度疑似精神病人的凶手，还是对那些倒在凶手刀下的6死4伤的警察，乃至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都是极富医学、法学、社会学和文化学典型标本意义的公共事件。
从目前公开的杨佳身世资料来看，此人成长于单亲家庭。父母离异后，其青春期一直和母亲在一起居住。他对母亲的感情虽然未见披露，但从他杀警过程中放过女警察不杀的事实来看，他对自己的母亲应该没有恶感。
杨佳杀警案最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他若不是一个精神病人，其作案动机将无法令人信服地得到解释。
在此，我基本相信上海警方作出的澄清：杨佳在被“留置”6个小时的过程中，并未受到足以致其丧失生育能力的伤害。不仅如此，我还认为，他其实也没有受到思维能力和行动能力足以不可修复的损害。这从他实施杀警行动中的预谋周密和行动迅捷可以得到反证。
杨佳杀警的心理原因，只有一个解释才合乎逻辑：他是一位高度疑似偏执性的精神病人。是他的极度偏执，才导致当代中国令人极度惊异的杀警案成案。
精神病医学知识告诉我们。一个罹患偏执性精神病的患者，其主要症状表现是：
1.其人格特点是，一种持久而不可动摇的妄想系统，开始左右其思维。这种思维如果孤立地看，其清晰有序，合乎逻辑，甚至不比精神健全的人逊色。只不过，偏执性精神病患者的异于常人的情感和行为，他会用自己的妄想来加以解释，且没有人可以不借助于药物治疗而打消他的妄想。
2.患者通常会隐藏其妄想，其智力、智能和职业能力可保持相当正常的水准。其偏执性思维的内容，也通常是仅仅涉及生活的某一方面。
3.偏执性精神病患者中，最常见的是被迫害偏执狂。这些患者，还经常与夸大性偏执狂同时存在。这些患者在生活或工作中遭受挫折时，不但不能实事求是地检查和分析主观和客观原因，反而片面地把失败归咎 于客观条件，认为别人在暗中捣鬼，有意陷害他，以致疑窦丛生，捕风捉影，把周围发生的现象或别人的一言一行皆牵强附会地加以歪曲，认为这一切变化都是针对他的。在猜疑的基础上形成关系妄想和被害妄想，患者往往以反抗的态度进行斗争，尽管到处碰壁，也决不妥协。他会经常向法院和公安机关控诉“迫害者”的罪行，要求伸张正义，保障自己的安全。他在进行反“迫害”斗争时极有可能发生伤人或其他暴力行为。
4.有的患者同时出现夸大妄想，也可以夸大妄想为主要症状，认为自己有钱，有才干或有发明创造，因而引起他人的嫉妒，遭到种种打击和陷害，这又加强了患者的被害妄想，因而不断地申诉和控告。【注2】
基于以上案件事实、杨佳的个人成长经历和精神病学的现成知识，我认为，杨佳杀警案实乃一个高度疑似偏执性精神病人的疯狂举动，虽然蕴涵其中的法学意义、社会学意义和文化意义确实非常深刻，但那纯属歪打正着。
为此，我强烈建议上海警方和检法各家共同出面，遴选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精神病学家对杨佳进行严格的精神鉴定后再决定是否将杨佳予以起诉和审判。
我相信，只有在确证杨佳不是精神病人的前提下，对杨佳的审判才是能够体现司法公正的世纪性审判，也才能真正做到对历史、对社会乃至对我们这个民族高度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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