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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写给国安某某的公开信
不仅仅是写给国安某某的公开信
李元龙
早在狱中之时，我就起了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的念头了，国安某某。之所以会起这个挥之不去，并于今日将之付诸行动的念头，是因为我老是回忆起你当年审讯我、看守我时的种种或值得我同情，或值得我对你再说几句天良话的言行。
记得2005年9月我刚刚被抓，你和你的搭档审讯我的一些细节吗？主审者，是你的搭档，你主要是做记录。你应该还记得的，当时，不知是由于文化，还是由于经验等其他原因，对于我或你的搭档的不少言辞，你茫然不知如何记录。每当你出现搭档认为你应该会写，而你竟然一时写不了的词句；出现你应该能理解，而你居然不理解的言语时，搭档就会先辅之以“哎呀！”“嘿！”，“你是咋子回事？”等呵斥，然后再以不耐烦的口吻告诉你那个词，那句话该如何写。或者，他干脆不客气地一下抓过纸笔，自己写下你一时写不出的内容。你当时没有看到，可坐在你们对面的我却一再看到，他瞅向你的目光里，写满了不满和蔑视。
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想，你的水平固然有待提高，但不管怎样，你们毕竟是同事加邻居，他怎么能用那样的口吻训斥你，怎么能用那样的目光瞅你呢！再怎么说，同事和邻居之间，也应该有起码的理解、宽容，尤其是应该有起码的尊敬！
当时，我的确替他，更是替你怪难为情。
这就是我同情你的地方。你之所以值得我对你说几句天良话，则是因为下面的事件。
你应该还记得的，在我被你们弄到贵阳市东新村“监视居住”期间，我和你有过较长时间的交流。当时，你曾经对我说过，你是从农村考入一所公安学校，毕业后分到公安局，尔后，才调入国安当特务的。从你的性格气质，你的穿着打扮，乃至你的言谈举止里，我都多少看到了残留在你身上的，农村人特有的淳朴和善良。是的，我认为，你和那些死心塌地地与真理和正义为敌的人应该是有区别的。所以，我当时为你，为生养你的母亲等感到痛心和惋惜：如果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有一个真正优胜劣汰的制度，你不会沦落为一个卑劣的，专门迫害忠良的秘密锦衣卫。并且，在那种你的善的一面能够得到很好发挥的制度之下，你对社会的贡献，以及你的社会地位等，绝对不会比你那些同事差
。
有一天，趁没有其他人在场，我请你给我的妻子打个电话，让她记住每个月都去交孩子的保险费。你犹豫了一下，但终于掏出电话，拨号，通话，然后对我说，已经告诉我的妻子了。出狱后，我的妻子告诉我，那段时间，她根本没有接到过这样的一个电话。不知是我妻子忘记了，还是你当时的确没有打这个电话。在这里提这件事，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的理解，遵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这毕竟是一种优良的素质。我想说的是，应该是由于你身上残存的良知在发挥作用，所以，当我提出那个违反规定的，让你为难的要求之后，你不是如有的人那样，生硬，甚至是粗暴地拒绝我的“异想天开”，你是用迂回的，技巧的方式化解了你面临的难题。如果我当时对你一点好感也没有，如果你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无赖，是个一点人性也没有的东西，那么，我不会向你开这样的口的。
我不仅曾经向你提了这样一个非分的要求，我还曾经试探着向你打听我的案情的处理结果。我当时问你，我的事情到底有多大，会不会丢工作？你的回答是，事情不算大，丢不了工作的。我急于知道得更具体一些，就问你：根据你知道的情况，是不是不起诉我了？你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更具体、详细的，我就不知道了，要他们（你把嘴往里间屋子噜了噜）才知道。
正因为我自认为从你口里得到了比较具体，比较“可靠”的信息，所以，我才放心地写了那份后来你们据此逮捕我，检察官在法庭上大段地引用了来指控我的“认识”。
可能你已经知道了，我曾经在快要出狱时，以及在出狱后，都当了你几个同事的面，指责国安用诱骗的手段让我写了那份“认识”，并让他们把你叫来质证：某某当面对我说过，你们不会起诉我的，你们把他叫来问问，看他说过这样的话没有？
我那次到毕节国安去索要我的日记等物，在你的办公室碰上你，你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不仅没有公事公办、显得颇有风度地招呼我一声，反而“黑风丧脸”、面目可怖地装着没有看见我。我想，你有可能是因为我要你出来质证的事受到批评，甚至是训斥什么的了。
如今细细想来，你当时未必是有意欺骗我，你关于不会逮捕我的话应该是实话。只是，由于你在国安里的地位，你在我的案子中所能起的作用，以及你以你尚未丧失殆尽的良知去推测的结果，“应该”是那样的。后来发生的事，不仅出乎我的意料，甚至也出乎你的意料。如果当初的事实真是如此，又如果后来你真的因此受到了批评、训斥，甚至是处理，那我向你表示真诚的歉意。国安里果真能够有这样一个多少残存着一些善良情怀的人，实属难能可贵。曲解你，伤害你这样的人，不是我的本意。再次请你体谅！
是的，我这封给你的公开信，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唤起你，唤起更多的国安，唤起不止一个助纣为虐的人的人性当中善良、美好的情怀。为此，我不能不提到下面这件事。
那天，你向我咨询如何教育你那读小学的孩子，尤其是如何辅导他写好作文等。也是因为感觉到你身上有一些不同于不可救药的那部分人的东西，所以，我当时是掏心窝子给你讲的。你不会不记得吧，我当时对你说，正确的教育方法，应该有针对性，一定要讲究“因材施教”；提高孩子写作水平，一是布置贴近他的生活的作文给他写，并让他放开地写，二是引导他养成写日记的好习惯等。
爱子心切，舐犊情深的你当时听得连连点头称是，并告诉我说，为了鼓励、鞭策你的孩子，你把我采写的，有关考取北大的聂开基等贫困大学生的报道都剪裁、收集起来给孩子阅读，以期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也能如此品学兼优。
行文至此，是我向你发出那个我心痒难禁，早都想问你的问题了。有朝一日，你的孩子考取了一个很能光宗耀祖的重点大学，他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他对你说：如果没有李记者那些文章的引导、鼓励，我恐怕连大学也考不起。走，爸爸，我们去看望看望，感谢感谢李记者。
我最想知道的是，面对你自己孩子如此率真、质朴，值得称道的问题，你能理直气壮、毫无愧色地这样对他说吗：什么李记者，那是个大坏蛋，是国家和人民的敌人，早在多年前，他因为写了四篇反动文章，被我，被我们抓进监狱，后来又被我们判了刑，不许你去看他！
我有一定的理由认为，面对尊敬你，甚至是崇拜你的孩子，你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因为，我还记得，那天，你对我说我的工作丢不了的同时，你还安慰——直到现在，我都认为，那确实是个安慰——我说：怕什么，不用多想，你这个事情，你这个罪名，在今天这个社会又不丢人。
从你说这句话的那一刻直到此时此际，我都一直认为，这是我“认识”你以来，你所说的，最能够代表你的根本观点，也最为真实而又具备人性的话语。作为一名国安，拿了人家俸禄的你和你的同事们给我强加了一个罪名，但在你的内心深处，在你的潜意识里，你根本没有把我看成一个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罪人。
还有，你应该还记得的，我是2005年9月28日交那份“认识”的。我当时天真，其实是大傻冒地暗自盘算：28号交认识，你们审查一两天，然后我就可以跟了回毕节过长假了。29日上午，正等着“回家”，与亲人重聚哩，你来叫我了：老李，收拾东西，走吧！
我对你说这句话时的神态，尤其是眼神，印象太深刻了：那是一双游离的，心虚的，刻意在回避我的目光的眼睛。正是从你那双眼睛里，我读出了凶多吉少的信息。果然，你们不是带我踏上回归家乡的大路，而是把我押回了那狭窄的看守所里，把我逮捕了。后来才知道，当初，省检察院根本就没有批捕我，为了达到自己必欲加诸我罪的卑污目的，你们才采取了如此反文明的，违法违宪的“补充侦查”手段，诱骗我写了那份“认识”。
你，以及中国大陆所有制造文字狱，为人鹰犬的国安，检察官，法官先生、女士们，你们能够将你们对我，对所有的思想犯、良心犯、政治犯所做的一切，坦然地，毫无遮掩地向世人，向自己的子孙后代公开吗？你，你们为此曾经受到过良心的谴责吗？
我真诚的希望，我那天没有误读你的目光。因为只有如此，你才是一个我，一个所有善良的人愿意看到的，虽然暂时误入歧途，但却是良知尚未泯灭殆尽，只是被动犯罪，尚有挽救价值的人。我的祖国，我的家乡多了一个这样的敬畏真理的人，就少了一个死心塌地为邪恶势力卖命，为世人和时间所不齿的人。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好事。
据说，我被你们下到大牢后，你对指出你经常与我们“不期而遇”的，我的一个女同事说过这样的话：你小心点，只怕下一个会轮到你！这是我知道的，你在我这个案子当中说得最恶毒，最龌龊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它让我一再犹豫：妄想唤起说这样的话的人的良知，是否我过于天真，过于傻冒了？
不知你有没有看过你们的党的所谓“红色”经典小说《红岩》，或者看过据此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等。说这样的话的你、你们充当的角色，是什么形象？翻开《红岩》来读读吧，就是在小说里被极度丑化了的，猥琐不堪的“猩猩”、“狗熊”等。知道臭名昭著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知道遗臭万年的克格勃吗？那样的形象，就是立在你们对面的镜子，好好的照照这面镜子吧，你喜欢这样的，千夫所指的形象吗？
“只是可惜你们浪费了纳税人的血汗，让纳税人养着一帮思想警察，养着一群言论特务。让你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一个特务国家。俗话说过嘛，世上最毒蛇蝎嘴，人间最毒特务心。我为你们感到羞耻，也为纳税人感到冤枉……”这，是一个具有良知，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对你们的谴责和控诉。
对你，对你所有的同事，同行，除了对你们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甘于充当他人走卒、炮灰无法回避的同情和轻蔑之外，说真心话，我心里对你，对你们没有仇恨。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你们也是专制政权的牺牲品，甚至是受害者。不同的是，我这个受害者不仅是清醒的，我还发出了自己的呐喊和抗议。而你们，则往往对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权表现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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