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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 北京奥运前的民众上访难局

北京奥运前的民众上访难局
    牟传珩
   当下,北京正为奥运“清场”,相继关押重要维权人士和上访抗议者,以希望在奥运会开幕时,没有任何异议声音与“麻烦制造者”。 近期北京已经加大抓捕访民力度,有一定影响力的访民已逐个消声匿迹了。如此同时,北京又为舆论和管制需要,正计划将“世界公园”开辟为监控访民的封闭式专区。这一措施的目的在于,迫使北京访民全部到公园,以便于控制他们的抗议及示威。有访民批评当局此举是“非法软禁”,是“虚假的自由”。北京访民周莉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他们都听闻当局有意在世界公园设立访民专用区的消息,近日访民都在议论。据她了解,这只是在奥运期间的临时措施,当局会在公园内搭建一些临时房屋,把访民集合在该处。周莉相信访民的活动自由会受到限制,里面的消息亦很难向外通报。她说﹕听说是两人一间房,不能带电话,应该是建一些活动房屋,临时的,不会让出来,只能在公园内,就像以前被软禁一样,不容许记者采访,他是给你一种方式,发泄不满,以此拖过奥运。湖南访民刘女士认为,有关的措施是无理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她说﹕我们的自由都没有了,如果真的实施,我们就只好用生命维护宪法给于的自由及人权。 日本东京新闻驻北京记者新贝认为,把访民局限在公园内,形同拘留。不容许记者采访更是失去意义。他说﹕不能采访太无意义了,实际上等于拘留的地方,当局要管理访民是可以理解,但关键是否有表达自由。新贝又说,中国并没有完全兑现在奥运期间,容许境外记者有更大采访自由的承诺。
   北京要将“世界公园”开辟为访民活动封闭式专区的做法,不禁令人联想到当年“民主墙运动”被强行搬迁到北京“月坛公园”。当时那项举措实质上导致了“民主墙运动”名存实亡,直到最后被全面封杀。如今奥运将至,中共当局内部将访民列为奥运第一大“敌人”,对访民活动的敏感程度,不亚于当年对“民主墙运动”的恐惧。因此,如果这一措施出台,便是与当年封杀“民主墙运动”出于同一思维模式。
   导致中共这一控制访民活动举措的背景,正是由于当今中国大灾频发,民心动荡,物价飞涨,股市暴跌,房价畸高,社会贪污腐化,贫富不公,官民对立,信任危机,百姓深受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新三座大山”压迫等等。这些与大多数人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都将转化为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矛盾,已经激起社会的普遍愤怒,成为诱发大规模动荡的不确定因素。这不仅会影响北京奥运,且会引起政治局面的不稳,进而威胁中共的统治秩序。实际上,为了确保奥运安全,中共早就出台了很多严厉打击、管制措施,这种措施,让反对者几乎没有什么空子可乘,致使民众上访活动陷于了相当艰难的局面。据了解,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大陆各相关部门对社会情势高度紧张,唯恐发生大规模上访与群体突发事件。许多官员被层层压得喘不过起来。此据媒体报道,有中共官员表示:“已经开始忙啦,已经绷(精神)得很紧张,估计到不了八月(奥运开幕),就要疯几个(人),(上司)要求特别高,有的领导要疯,逼得下属要疯,(对)哪里都不放心”。
   
   北京奥运会开幕日期临近,大陆对上访人士的控制越来越严密。现在,距离北京奥运会召开约一个多月,大陆各地民众的上访活动大有高涨之势。特别是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天天都有民众上访,他们大部分是因为被地方政府强拆或强占房屋和土地,要求政府给予合理赔偿的,而北京则汇集了全国各地常年上访的冤民。有消息称,北京已开始了大规模清查访民的一系列行动,公安在马路上严查暂住证,关闭小旅店,严加监控房东的租客,甚至在信访办里截访、抓人。外地在京的访民生活一直处于担惊受怕之中。据悉,北京出租房屋地带的居民每户都发一张表格,要求房东给每个租房的租客填写,如果漏报,房东将受到不低于200元的罚款,甚至拘留。居委会也得到这种通知以查暂住证的名义登记,其主要目的是排查法轮功学员和上访者。
    在此之前,北京市城管部门已在奥运会名义下开展“打造与北京奥运会相匹配的整洁、和谐、优美城市环境”活动,大搞市容“大清洗”,相关部门纷纷出动,整治城中村、拔掉路边的摊贩,遣送上访者。奥运已被政治化,到处都要“以奥运为本”,百姓要为奥运开路。这些为迎奥运的管理措施,足以说明北京正处于精神高度紧张之中,这便是导致北京奥运前民众上访难局的根源。此据北京市大兴区区委副书记孟令华在建立五级社会矛盾调处网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称:要“调整策略和手法,将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作为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的重点;境内外敌对势力及非政府组织以北京为重点,积极插手利用滞京群体访,煽动策划群体性事件。”对此,中央政府除下发《国家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之外,更严令各地方政府加大警力投入,责任具体到人,并将此列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于是,各地方政府不得不给行政执法部门下达了死任务,防止群体性事件出现。全国带有普遍性的应急预案除了针对征地、拆迁,劳动保障群体性突发事件等三类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预案”之外,各地还有自己的“特殊预情”,特别是防卫突发性揭露当地政府腐败、行政、司法滥权等黑幕情况。今年4月25日,公安部针对奥运前民众上访的严峻形势,曾在廊坊召开了部分省区市信访工作座谈会,旨在大力推广廊坊市公安机关信访工作的所谓“护城河”省份公安机关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强调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重点上访人员疏导稳控工作,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该会议由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办公厅主任孙永波主持,公安部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督察长祝春林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河南、辽宁、吉林等9省区市公安厅(局)分管信访工作的领导以及信访、督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该省各市、冀中公安局分管信访工作的领导和控申处长以及厅信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了会议。该次会议对当前公安信访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突出问题进行了精心分析,对奥运会前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研判。会议针对民众上访,要求参加会议的省市要确保北京奥运“护城河”防线万无一失,坚决防止在京发生影响社会稳定、危及奥运安全、损害国家形象的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上访事件。
   此据香港明报报道说,中国执法部门就奥运会的安全风险作了全面评估,认为奥运会遭破坏的风险主要源于三类人,即恐怖组织、“反华势力”和“社会不满分子”,其中以“社会不满分子”最难防。有消息说,中国执法部门正在采取防范措施,严防恐怖组织、“反华势力”和包括持续上访民众在内的“社会不满分子”的破坏活动。所谓“社会不满分子”包括全国各地持续上访的民众。报道指出,执法部门认为,这类人比另外两类更危险,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没有组织或只有松散联系,绝望时可能采用恐怖袭击的手法,令人防不胜防。对此中共高层已下令要把奥运会期间的安全放在首位,并且“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加强重点部位和公共场所安全保卫、大力化解社会矛盾”。在大力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报道说,是要求各地政府做好上访民众工作,避免访民引起全球媒体关注。然而, 最近网上却传出河北省机密文件,该文件将访民称非法上访,并明确指示要严厉处置 。对访民的严厉打击、管制措施,虽然对维持社会秩序很有效,但更易诱发不满。而以奥运安全为名义,实施严厉打击、管制访民,侵犯公民权利,更令人不能容忍的 。 如果每个到天安门广场的人都有可能被搜身、被怀疑,类似这种高压管制,将进一步引发民众的普遍不满。
   此据一份资料显示:今年是上访人数最多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地区,上访人数就达到12万次。上访高峰的出现,不仅在宏观上向执政党亮出黄牌,而且在客观上形成对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和冲击。又据维权网 2008年2月8日发布《血泪上访路——上访调查报告》资料披露:2007年3月对1010名上访人调查统计显示:上访期最长51年,最短1年;被毒打关押人数467人,占46.2%;被拘留劳教人数428人,占42.4%;被送往精神病院关押人数31人,占3.1%. 2007年10月对全国进京上访的3328人调查显示:被非法关押毒打人数1244人,占37.4%;被拘留劳教人数1171人,占35.2%;被关进精神病院人数104人,占3.1%.后一次调查由于是在中共17大前,北京对上访群体开展了多次地毯式搜查,各地视为重点、多年来受过各种拘禁、殴打、处罚的上访人大多被抓回,在此情况下被毒打及被关押、拘留、劳教的比例仍然各占到近40%。如果有机构能对访民处境做出最新统计,情况一定会更糟。
   当前公民上访的原因是具体而复杂的。例如由于政府和公检法司机关的腐败和滥权,公权力机关不能履行其职能,造成侵犯民权之事件和不能正当维护民权等事件;由于疯狂圈地,野蛮拆迁侵犯公民利益;由于社会不民主缺少独立运转的社会组织为劳工弱势群体说话、维权。上访是民众的自发维权,是被迫的,是通过和平、合法的途径借重上级公权力机关来解决自身无法抗拒的各种力量的行为,也是我国法律予以保护的。如果当局无视这种上访行为,回避甚至采取专政手段压制上访,并形成压制、迫害上访的内部政策,必将彻底激化官民矛盾,从而导致暴力行为和群体性抗争事件不断。这个责任在官而不在民。
   曾有官方论调称:上访群众80%是无理取闹,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向政府没完没了提不合理要求的人,说他们是政府工作的添乱者、麻烦制造者和不稳定因素,而只有20%是确有冤屈的。这种论点曾一度被称之为“二八定律”,然而这个“二八定律”在2006年年末被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颠覆了。他肯定地说:“在当前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的实际困难,无理取闹的只占一小部分。”(见2月15日《中国青年报》)。其实,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早在接受《半月谈》杂志采访时指出:“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者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可见,目前中国公民上访反映的绝大多数问题是应该解决而没有得到解决的。相当多数的上访公民的权利没有受到应有的保障,导致公民上访的本质在于制度问题,因而只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断产生访民的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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