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大同社会的帮助机制 /小儒昨天文集

如果我们把“竞争”理解为“竞赛”的话，那对中国人来说是需要的。“竞赛”与“竞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竞赛”不要把人置于死地。“竞赛”是比本事。凡事都得要比一比，才能见高低。但“比”并不是不择手段。要比的是本事，不是比奸巧。比质量、比信誉、比技术、比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不是比钱多、比势大、比手段、比後台关系。这样的“比”，才能“比”出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在大同社会里，那种“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的理论为中国人所不齿。中国人会把这类思想垃圾倒到西方去，还给它的主人。都是人，要被淘汰到哪里去？失败者还是要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社会还得给他们出路。

商业同行竞争是最令人讨厌的一件事。大家都为私利，大家都想多赚一点，又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大家就争相压价，结果造成大家的生意都很难做。有一个台湾作家就曾把这种现象看成“丑陋的中国人”的主要表现之一。

而且，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中国的民营小企业由于资本太小，势单力薄，牺牲必大。因此，我们不把竞争机制看成是大同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把它看成是大同社会的发展阻力。只有“帮助机制”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所以，中国人在“大同社会”里要建立的是“帮助机制”，而不是“竞争机制”。

应该说，当大同社会建立在小私营单位基础上後，“帮助机制”的出现就应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因为大同社会由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事业单位组成，而各民营单位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相互间处于一个关系网中。当这种关系不是竞争关系时，在中国社会就会产生出一种相互帮助的关系。

这种相互帮助的关系是还存在于中国人心中的传统文化精神的自然流露。相互帮助在中国文化中早已根深蒂固。过去中国的“大家庭”和“家族”组织形式里的许多优点，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帮助机制”的结晶。这一点我们在《天下篇》里已经作过分析。

当然，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过去相互帮助的传统，就觉得它太“小家子”气，拉不开门面。在过去的“家天下”社会里，全球观念没有形成，也不懂跨国间的组织，因而在大的方面组织问题解决得不好。超过一定的限度後，有时还会发生家族冲突、地区冲突等。这种冲突经常也会演成械斗等小型的战争。这是中国传统上的不足之处。

这一缺点在大同社会里将会被克服。

当然，“帮助机制”的建立是有条件的。它只有靠“仁”、“义”传统的发扬才能建立起来。其实，“竞争”与“帮助”的分别只在人的心性上。可以说，“竞争”和“帮助”都能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从人的兽性一面去调动人的积极性，表现出来的能力就是“竞争”，如果从人性方面去调动人的积极性，表现出来的就是“帮助”。“竞争”造成的发展让人感到不舒服，“帮助”造成的发展却让人感到很自在。因而，“竞争”与“帮助”之辨也就是“利义之辨”、“人性”与“兽性”之辨。由此可知，只要在中国能把“仁义”精神重树起来，社会“帮助机制”的建立就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

因为这种机制并不是外来的，不需要到西方拜师，而是已经随着中国文化而深入于中国人心中的东西。现在中国人做事，从资金方面看，很多人是靠亲戚、朋友的帮助（借钱）而形成资本的。而大多数的人则是靠传统的“打会”而形成资本的。（在台湾有乡村的信用社，可以从信用社借钱来开办企业。）

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传统的仁义精神在民间的自发应用。比如说，“打会”，就得要讲“义”。没有“义”，许多私人的钱集中到一个人手中，没有法律的保护，这个人黑了心就会把钱卷走。这种事西方人根本不敢去做，因为他们不懂“义”。而有了“义”的精神，情况就不同了，中国人就可以放心通过这种形式来集资。

对于大同社会来说，仅靠亲戚朋友的帮助，靠小打小闹的“打会”来表现“义” 是不够了，它还需要建立一个以“公财”系统为标志的社会帮助机制，使“公财”资本成为民营小企业联合的“中心”。

２、公财系统

如果我们说，在大同社会里，一个私营小企业的成就，并不取决于它的资本，而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本事”，这大概会让一些人感到吃惊。他们会问：在现代社会里，没有资本怎麽可以做事呢？现代化生产的“投资规律”还要不要？

我们还没有想到要丢掉“投资规律”，并且我们还认为，“投资规律”是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的伟大的发明创造之一。如果要不断想办法去发展生产力，“投资”这个办法是有用的。比如说，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固定资产的不断更新换代，它们都能带动大规模的生产潮，造成经济的繁荣，而这些事情都需要有投资。

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就要有大规模的投资，钱的问题就很重要。目前的情况是，小资本经常由于资本不足而在发展问题上发愁。向银行借钱却要负债，而且资本小，没有足够的固定资产的担保，银行的钱也借不到。在今天的世界环境里，小资本没有一个直接为自己服务的大资本做後盾，就很难成为一个社会的支柱。这一问题就构成了在大同社会组建“公财”资本的必要性。

另外，一个社会要发展，就必须兴建很好的社会基础设施，如公路、桥梁、电站、邮电线路、供水系统、下水道、港口、码头等。由于兴建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大、工期长，而且往往无利可图，因而私人一般都不愿在这方面投资。可是，相当规模的社会基础设施对于保证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进行又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基础设施，私人企业的生产和业务活动也无法顺利进行。目前这些基础设施主要是由国家来投资、来经营。但是，在大同社会，中国人并不认为以上那些建设只有国家才做得了，“公财基金”同样可以很好地完成。

换个角度说，构成大同社会基础的小规模民营企业是小资本，它们经不起巨大的外国跨国公司的冲撞。而保护私营小企业，引进先进科技，为私营小企业提供发展後劲，实现技术改造，确保小企业的“优化分合”等，都需要有资金的帮助。这种资金的帮助不能只从银行来，因为银行本身也是一个私营企业，也是一个为“利”而存在的单位，无“利”的事它不干，因而它并不会真心帮谁。所以，在“大同社会”里必须要发展“公财”基金。

“投资规律”并不是万能的，它的实现是有条件的。这也就是说，“资本”里也有“利义之辨”、“公私之辨”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推动资本投资的最大动力是追逐利润。在这个动力的推动下，资本家不得不通过投资来采用新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一个以“利”为基础的生产观。一个大公司对重大的科学技术成果的采用与否，归根到底取决于哪种做法能为其带来稳定的高额利润。可见，在这一生产方式中，通过投资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

可能有人会问，“资本”不讲“利”，还叫“资本”吗？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资本，我们就会发现，资本的“利润”只不过是一笔通过“精打细算”而出来的数字。这种“精打细算”，既可以为“利”打，也可以为“义”打，分别只在人心、人性上。只讲“利”会造成对人类进步的障碍，这一点我们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在中国的大同社会里，大资本主要以“公财”的形式出现。之所以要把这种大资本规定为“公财”，就是要规定它的“性”，让它不出现西方资本社会所出现的那些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没有不为“利”的投资。实际上，现代西方的“国家资本”就可算是试图解决“私人资本”只讲“利”的弊端的一种尝试。

西方国家的“国家资本”并不完全是私人资本的对立面和竞争者，它经常地为私人企业服务，为他们的发展提供环境、提供资金。如私人企业在科研和试制方面，就经常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战後发达国家用于科研方面的财政支出比战前有很大增加，多数国家的财政拨款占科研总开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国应用于科学研究方面的财政拨款，大部份委托私人企业使用。国家预算拨款已成为私人企业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特别是一些耗资巨大而又冒风险的大型科研项目，一般在财政开支方面都是由政府包下来，并委托和组织一些专门机构去研究。

而且，国家还是私人企业产品的最大采购者和消费者。国家用垄断高价向私人企业购买商品和劳务，为它们提供有保证的市场。如美国政府的开支中，约有一半是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其中很大一部份又是与军事需要直接有关的。一些生产飞机、大炮、坦克、导弹的大企业，通过向政府提供大量军用产品，就获得了有保障的利润。

国家还为私人企业的向外经济扩张而筹措资金、提供各种形式的补贴和资助，为它们占领国外市场创造条件和开辟道路。

这些无疑都是“国家资本”帮助“私人资本”的做法。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些做法中，最不好的地方在于大资本以“国家资本”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公财资本”的形式出现。因为这样会使国家这部机器更加难以驾驭，使国家机器变成一部战争机器。

不是吗？请看今天人类最先进的技术都被国家机器拿去为战争服务了。是国家资本，使量子力学里发展出核技术，又使核技术发展成核武器。国家因为要追逐“国家利益”，就把高技术的发展道路在歪门邪道上这样规定了，从而使本来可以造福于人类的现代高技术变成了毁灭人类的技术。这是我们今天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现状。

鉴于这些教训，在中国的大同社会里，“资本”间的互相帮助机制，只存在于“公财”与“私财”间，国家政府完全是超然的，不再去玩钱。这样做既可以避免政府官员的腐败，也可避免国家机器成为战争机器；同时，国家和社会又能有效地监督大资本，使它不能为所欲为。

这种“公财基金”的好处，我们在新加坡的发展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新加坡政府为了获得工业发展的资金，成立了中央节约基金，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新加坡人的工资。中央节约基金主要用来支持工业、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公园和住宅等领域的建设。这个基金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里所提取的资金占新加坡人全部工资额的百分之五十，其中一半来自雇主，另一半来自雇员，因此新加坡拥有世界最高的货币储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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