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大同社会的基础 /小儒昨天文集

在对未来的设计中，人们经常容易犯的毛病是，从一个社会理想出发，来构想一个美好的社会。而这一次，我们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因为“向前看”什么也看不见，而“向后看”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因而，我们的设计原则是坚持从中国的传统出发，以找到中国人做起来顺心应手的方式，让中国人不用学就会，免了再去“交学费”。我们希望我们的设计以能解决现实问题为原则，达到既有实际效果，又能让人心情舒畅的目的。

至于这个社会算不算一个理想社会，那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

一、“私”－－大同社会的基础

１、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掌握现代化生产方式？

在大同社会里，国家不再直接干预社会的经济生活，整个社会是以“私”为基础的社会。在这一前提下，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就完全是中国人民自己的“私事”。

大概有人会问，这怎麽可能呢？私人怎麽有能力从事许多关系到全局的大生产呢？

这个疑问就是产生“国有制”的社会心理基础。

在许多人看来，现代化大生产方式中的许多部门都关系到全局，如能源、交通、通讯、金融等部门，如果它们掌握在私人手里，很可能会出问题。正是出于这种担心，许多国家都把这些部门收归国有。

但是，我们这里反问的是，是不是只有国家才有掌握和操纵社会化大生产的能力，私人有没有这种能力？

那么，我们就首先来考察一下，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中国人民有没有能力从事各种关系到全局的大生产。

其实，只要我们看一看香港、台湾及全世界的华人社会，那些没有掉到“社会主义”泥坑里的中国人的发展情况，这个问题便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人有能力自我解决生存问题，这是由中华文化的性质所决定，在中国有很深的传统。从历史上看，中国自唐代以後，政府不再制订直接的经济政策，逐渐退出了对经济的参与。代表国家的皇帝，其“私”的性质越来越重。政府只管收税，“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在这一时期，政府开办国营企业，就表现为“与民争利”。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就是在这一大框架下的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在近代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开始走上“学西方”的道路後，传统的家庭经济体开始了逐步向工业化方向的转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家庭经济体的自然发展都没有成为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的阻碍。相反，它与其适应得相当自然。

东方传统的生产方式能够直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方式这一事实，最初出现于日本。日本垄断资本的东方传统性质很浓。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川崎、山口、浅野、大仓、古河、片仓等财阀，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家族关系而组成的“家族总公司”。家族企业的股票一般不公开发行，只卖给与其家族有密切关系的少数人。家族企业的最高权力往往也不属于股东选举的董事会，而是实行“宗法式”的统治，由家族成员和亲戚组成家族会议，由其族长集中领导。当时最大的财阀三井，为了巩固家族统治，在一九零零年曾制订了一部家族“宪法”，条文达十章一百多条，不仅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对家族成员的退休、任免、表决权、继承权和婚姻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

中国的传统生产方式在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中，由于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其规模与日本相比则相对小一些，但其传统形式依然保留如故。在全世界的华人聚居区，华人主要的经营形式就是家庭经营的餐馆、小旅馆、小工厂等。在有条件的地方，相对大或者相当大的家族式的私营企业，在商业、工业、金融、地产等行业也表现出相当大的活力，不过数量不很大。总之无论大小，它们都表现出对国际市场的适应能力。

比如说香港。香港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如纺织业和国际贸易等，更重要地是表现在金融方面。我们都知道，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它的繁荣也是得益于此。香港的货币由非国营性质的银行，如渣打银行等发行（当然是通过了英国政府授权），它对香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起了积极的作用。港币的成功，证明了私人也能有效地开展金融业务。香港企业家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判断和反应。这种反应甚至比西方跨国公司还快。

这是事实。我们问：这种快速反应和调整的能力，是香港人特有的呢？还是中国人特有的？

－－当然是中国人特有的。香港企业家的行为证明了中国人能够随时很灵活地掌握国际先进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趋向。

在台湾，民营企业已经打入国际市场，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大陆，自八十年代以後，民营企业正在从各方面取代国营企业的地位，成为市场的重要支柱。在全世界我们都能找到许多中国人成功的例子。这些成功主要地表现为私营企业与民营合作企业的成功。这些成功表现出，私营企业在任何方面都是有能力胜任的。大陆和台湾的两个政府搞了许多国营企业，但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活力都不如私营企业好。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无论是海外华人，大陆的个体户与乡镇企业，港台的私营企业，他们的成功都是靠自己的奋斗，他们基本上没有或者很少得到政府的帮助。

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条件下，这些大大小小的民间企业的成长，主要靠亲戚朋友的帮助和个人奋斗。所谓“个人奋斗”就是“创业”。他们通过自己所熟悉的方式，相互帮助，共同创业。

这一点在香港表现得最为明显。香港的成功，并不在于英国政府的领导有方，而实际上英国政府对香港是奉行不干涉政策。台湾民营企业的成功也是这样。台湾人自己认为，他们的一切成功来源于自己的努力，与政府无关，尽管台湾当局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传播和开拓出口市场等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并未对私营企业的成功提供直接的帮助。大陆民营企业近十馀年来的飞速发展更是这样。他们是在政策变来变去、税收越来越重的条件下，一方面担惊受怕，一方面见缝就钻而发展起来的。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看到一种可能性：民营企业将成为大同社会的基础。我们对未来“大同社会”的设计，就从这个基础上开始进行。

２、大小问题

民营企业以小为特色，其中自然生出个“大小问题”。

民营企业规模小是一个自然现象，而不是人为的选择。从民间社会看，中国的现代化生产方式是直接从传统的家庭经济体里转化过来的。

家庭经济体是一种很小的私营企业，它一般是通过这样的过程而产生：独立农户通过向市场出售产品，学会了商业技巧。他们通过节约积蓄了一小笔钱後，又通过与朋友打会的互助形式，或向亲友借钱，以获得最初的资金，然後再向银行贷款，开办起自己的小企业。也有一些人先作为私营企业或者国营企业的雇员，在工作中学会了商业技巧，待有了一定的积蓄，以及後代长大成人，可以帮助经营时，就独立门户办自己的企业。全世界的华人企业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些路子而获得成功的。

由些可见，“小型化”是中国传统家庭经济体向现代化转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点。对于中国人来说，“小”是一种自然现象。这一现象是从传统里带来的。中国人习惯于经营家庭企业，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已经不少。所以，在中国人地区，小企业的数量很大。中小企业在台湾经济中就发挥很大的作用。在大陆，中小型的乡镇企业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这种小的家庭经济体模式有许多好处。从传统上看，尽管它没有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但它也有它的优势。比如说，传统的家庭经济体要求人人有能力自立，所以构成了中国人勤奋好学的特性；同时由于小，需要相互帮助，因而也塑成了中国人乐于助人的特点；另一方面，家庭经济体具有为下一代积聚财富的传统精神，这使得它们的创业并不只考虑到眼前，也对未来、为下一代进行设计。这些传统无疑都可以在家庭经济体向现代化转化中以现代形式继承下去。

再从社会财富分配的角度看，由小的家庭企业做基础的社会，其分配就显得更为均衡。因为做老板的人多，做雇员的人自然就少，因而劳资冲突也不会如西方那样厉害。这些都是很好的优点，需要保留。

中国传统的家庭经济体无疑比工厂制更具人性，这一点我们已在《天下篇》里做过论述。中国如果直接从这些传统出发，保留家庭经济体的优点，并使之直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中国的问题实际上会比西方简单得多。

尽管小型化是大同社会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不可以做大。其实，做大做小是一种自然现象，能做大就让它做大。“大”从“小”里自然产生。天上有几个太阳并不好，而在众星的簇拥下，有一些很亮的星，这样的景观就很美。

并不应该简单地说，“小的就是好的”。我们说“小型化是大同社会的基础”，只是说就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而言，它一般不容易做大，因而小企业比较适合中国的现状与传统。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但这并不排除小的可以成长为大的，甚至成为世界最大的。

实际上这种格局已经是中国企业界的一个基本格局。比如说目前台湾除了有成千上万小型企业外，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聚氯乙稀制造商、世界最大的长青集装箱公司等等。

大型企业有这样的好处：它有力量打进国际市场，与外国大型公司的竞争中，不致被吞并和取代。不过，也应该想到，小型企业通过联合，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总之，在大同社会里，就私营企业而言，其基本格式为：以小型为基础，可大可小。

小私营企业将成为大同社会的基础。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有事可做，让全社会都有意识地去塑造这个基础。

如何塑造呢？

３、大技术分解

可能有人会问，现代化生产力是从大机器生产方式带来的，小生产怎麽可以带来高效益？

其实，大规模生产并不能代替小规模生产。经济效益问题不是大生产带来的，而是高科技和合理的组织带来的。大、小是个组织问题，不是生产率问题。由此来看，中国面临的问题，首先是高科技和现代化组织方式如何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看“高科技”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化的生产力是由技术进步而带来的。但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一套技术却是为大机器生产方式而设计的。高科技与机器大生产的直接结合，大资本与大企业的直接结合，这样的模式太简单了，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