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杀手比冬天还冷
   
   西风独自凉
   
   古往今来，在穷尽“合法”手段的情况下，因为自由、家园、面子、经济、情感、宗教，个体向国家暴力机器宣战，结局总是那么惨烈：从武松到徐锡麟、从蓝博到格瓦拉莫不如此。

   
   一般来说，暴力反抗体制只有在法律不能代表正义的情形下才值得同情，这是杀人如麻的武松能够为大众欣赏的基础。试想，如果司法当局能够伸张正义，身为刑警大队长的武松何苦抛开一切杀得天昏地暗？
   
   武松和蓝博在强大的体制面前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却宣示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为自由而死，死得其所；为尊严而战，虽败犹荣。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被奴役被伤害，忍辱偷生。暴力反抗的结局尽管不太美妙，但就有这样的人，他们不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宁愿以飞蛾扑火的姿态与不公正的体制拼个鱼死网破。
   
   这样的一小部分人让大众唏嘘不已的同时，也在悄悄地促进体制的转变。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多亏这些“不自由毋宁死”的志士，以及受他们感召的人们的持续努力。
   
   杨佳一案，我们只有在了解上海警方对其具体处置过程中是否有权力滥用情况才好作出判断。如果2007年9月杨佳因涉嫌偷盗自行车，上海闸北警方在对其调查期间存在权力滥用情况，并不能表明袭警的合理性或正当性。恰恰相反，这倒使人怀疑司法鉴定机构的结论：杨佳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为了一点“小事”就犯下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袭警大案的人，精神会是正常的吗？
   
   假如杨佳精神正常，究竟是什么使得他变得如此冷血和疯狂，才是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明了这个问题，并进而解决这个问题，谁能保证不会出现第二个杨佳或牛佳呢？
   
   杨佳袭警的过程也令人感慨不已。警察本来是保护老百姓、制止犯罪、本身具有特别技能的人，面对一个手执利刃（并非AK47）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居然六死4伤，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去保护别人？警察综合业务能力需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
   
   方舟子《伪自由主义者其实也是愤青》：“那些同情变态的杀人凶手，试图legitimate（合理化、正当化）冷酷的谋杀行为的伪自由主义者，和他们所鄙视的，那些在911时同情恐怖主义者，为恐怖主义行为欢呼的愤青，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虽然屁股所坐的位置不一样，脑袋却都知道如何以反思为借口为暴行辩护。把愤青当年为恐怖主义叫好的文章，做个名词替换，就可以让今天的伪自由主义者所用了。”
   
   同情变态的杀人凶手，与试图合理化、正当化冷酷的谋杀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同情恐怖主义者与为恐怖主义行为欢呼更是两回事：前者认为个体的恐怖主义者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接受宗教极端教派的洗脑之后，向无辜的目标发动丧心病狂的攻击；后者则是愚昧，在看到同胞也成为恐怖主义行为的受害者之后，也许会有所醒悟。
   
   另外，同情和赞同、鼓励有着本质区别。同情是因为我们与杀手都是人，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而赞同、鼓励则意味着希望大家都成为杀手。我不相信谁希望生活在一个缺乏同情心的动物世界。
   
   无论杀手如何变态、冷酷，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生理或社会原因。同情杀手只是对具体生命的怜悯，与赞同、鼓励风马牛不相及。这种同情是人类最高贵的一种精神特质，直接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因为同情，为了陌生人流血牺牲才成为可能，飞虎队才会翱翔在云南上空，美军才会在奥马哈滩头舍生忘死地登陆，人类社会才能发展到今天。
   
   同情，还有助于我们了解杀手在杀人动机形成中的生理或社会因素，有利于减少类似悲剧的发生。谁一生下来就是魔鬼？当杀手比冬天还冷，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同情这个比冬天还冷的杀手，并不意味着解消对其他无辜死难者的同情。这个世界能够延续，主要依靠的是爱，而不是仇恨。
   
   2007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校园枪击案，枪击造成33人死亡，23岁的枪手韩籍青年赵承熙开枪饮弹自尽。在枪击案的悼念仪式中，包括凶手赵承熙在内的33块纪念遇难者的花岗岩悼念石引人注目。悼念者认为，赵承熙虽然残忍，但学校和社会没能对精神有问题的他提供及时的治疗和心理辅导，也有一定的责任。有人给赵承熙的花岗岩悼念石旁留下了这样一张字条：
   
   “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
   
   首发《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