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毛澤東的文字獄(3)
    在毛澤東親自導演下，不僅全國風風火火搜捕胡風以及其朋友，而且想方設法，巧立名目，網羅無辜者。連朋友的朋友、親戚、學生、讀者等等都脫不了干係。株連是中國的特產，是轉制獨裁的產物。而毛澤東的株連法更有獨創性，只要沾上邊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網羅進去，這樣才熱鬧，才有氣魄，才能説明問題嚴重性，才能證明毛澤東的英明和偉大！
    胡風是湖北蘄春縣人，他早年外出求學和家鄉素無來往。胡風出事后，原本和家鄉父老毫無干係，但是胡風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首犯，他的家鄉能沒有問題嗎？能沒有胡風影響分子嗎？於是雞蛋裏找骨頭，首當其沖的是全縣的語文老師，有的買了胡風的書，有的讀過胡風的作品，都當胡風影響分子受到莫名其妙的牽連，被隔離審查，被批鬥。一些親朋好友也在劫難逃。
    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鄭恩，一九四六年在胡風編的《希望》雜誌上發表過一首詩。詩中向田間、魯藜、艾青等詩人致意。這是鄭恩在《希望》上發表的唯一的一首詩。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時，因與胡風雜誌的關係，受過批評，他表示和胡風劃清界限，一九四九年后曾看望過胡風一次，並無其他來往。一九五五年他也被抓起來審查，他受不了這種侮辱和折磨，服安眠藥自殺，以死控訴這種無法無天的統治。
    《民間文學》編委侯唯動，他常在胡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辦的《七月》雜誌上發表詩歌。胡風事件前，他因生活作風問題，受過處分，這時再加上和胡風的關係，被定為壞分子，下放到廊坊地區一個勞改農場，在那裏整整勞動了三十年。
    出版過胡風等人著作的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經歷俞鴻模，也因胡風事件被捕入獄，釋放后，吃了一把大頭針自殺未遂，文革中又受到批鬥，他最後還是以死抗爭，用自殺結束自己的一生。
    有一位解放軍戰士，一九四九年在上海占領第二天，隨軍進入上海，他是一個文藝愛好者，在魯迅著作裏知道胡風這麽一個人。一九五零年夏天，上海文學藝術工作者協會舉辦“星期天文學講堂”，他聼過胡風的一個文學專題講座。一九五二年，他想學寫詩，苦于無人指導，這時便寫了一封信給胡風，希望得到他的指導，後來，他並沒有把詩稿寄給胡風。就因爲這麽一點事。肅反運動開始后，他就因給胡風寫過一封求教的信，被殘酷折磨了二十三年之久。這不是天方夜譚又是什麽？
    賈植芳被捕后，公安人員留守其家。有位姓王的學生，在新文藝出版社工作，他聽到胡風出事的風聲，特地跑來關照一下，他不知道老師也已出事，那天是星期天，一進門就對任敏説開了。任敏對他使眼色，他還不注意，結果話還沒有說完，就被公安人員抓了。給他按上了給反革命分子通風報信的罪名，定性為胡風影響分子。一九五七年反右時，又給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受折磨達三十年。
    更慘的是泥土出版社老闆許史華，那天他是到賈植芳家裏來取約稿的，一走進來就被扣住，並加以逮捕，一関就是十一年。在他坐牢其間他的太太被迫改嫁給一個山東老革命。他一九六五年出獄后，被分配到新華書店工作。他並不知道妻子改嫁的事，到岳父母家找妻子，卻被那個山東人罵着趕出來，他的妻子在一旁不敢吱聲。他一個人回到自己空蕩的家裏，他的憤恨、委屈、痛苦一股腦湧上心頭，一切希望破滅了，夜裏他上吊自殺，告別了苦難的人生。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這一天很不尋常，一下子那麽多人，不約而同，都湊在一起，都光顧賈植芳的家，無緣無故地受株連。那一天還有一位姓沈的學生，是公安部隊的創作人員，到復旦大學來跟賈植芳進修。這天星期日，他來拜訪老師，剛一進門，就受到盤查。他身上穿着公安制服，忙説明自己的身份，才讓他離去。可隨後他的材料轉到工作單位，被上海警備區關押了半年多，開除黨籍、軍籍、戴上胡風分子的帽子。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他提出申訴。被認爲是翻案，被划為右派分子。就因爲偶爾去拜訪自己的指導老師，竟然受了二十多年的磨難。後人有誰會相信這種不近情理的荒唐的故事。但它確是真實的歷史。
    在賈植芳教過的學生的檔案裏，有些學生就被内定為胡風影響分子，成爲内部控制的對象。如施昌東、章培恆、范伯群和曾華鵬等人。其中施昌東的遭遇更爲典型。他是鐵匠的兒子。爲人單純、樸實。在學生時代，他的美學論文《論“美是生活”》已在《文史哲》上發表。批判胡風時，他還在《文藝日報》上寫了批判文章。賈植芳被捕后，因他是賈的得意門生，也被抓了進去，一関就是一年多。平白無故地進取，糊裏糊塗地出來。鳴放時，他說了一些氣話：說他是農民的兒子，從小受苦，上學后，入了團，當上了學生幹部，心裏面總是把共產黨當做親爹親娘一樣，怎麽會反黨呢？爲什麽要平白無故地抓他呢？可這爲什麽是聞不得的，一問就是翻案，這樣一來新賬老賬一起算，被打成右派分子，罹難二十幾年。
    施昌東被捕既有賈植芳的牽連，又有張冠李戴的錯誤。據説公安局要抓一個名叫施昌東的“托派分子”，就把他抓進去了。抓進去一看，這小青年施昌東決不是他們要抓的那個“托派分子”施昌東，那個應該是老頭。中國專制機關有個傳統：有錯抓、沒有錯放。既然抓來了總得查一查，結果查出個“胡風影響分子”關你一年有何話説？施昌東你自認倒霉吧。誰叫你要和人家同名同姓呢？
    賈植芳另一個學生章培恆，學生時代就已入黨，畢業后留校任系支部書記。在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時，他寫文章替胡風辯護，他説明胡風沒有反對中國優秀的文化遺產。文章寄給《人民日報》，雖然稿子未被刊用，但替胡風辯護的錯誤卻是抹不掉的。在賈植芳出事后，章培恆受到了審查、批判，並開除了黨籍，被戴上胡風影響分子，打入十八層地獄。
    李春潮是賈植芳留學日本的好友。抗戰爆發后他就奔赴延安，在抗大當教員，后又去膠東根據地工作。新政權建立后，他曾給賈植芳寫過一封信。一九五三年賈植芳去北京探親，又遇見了李春潮。他們是好朋友，離別多年，有說不完的話，而且他參加革命經歷長，認識一些比較高層人物，消息比較靈通，他曾告訴賈植芳一個傳言，說毛澤東要批判胡風。他的話有規勸賈植芳的意思，要他注意。後來賈植芳見到胡風時把這話傳達給他。事實上這是明擺的，全國文聯、作協、興師動衆，接二連三召開批判胡風文藝思想。不是毛澤東在背後導演，誰敢這麽做。胡風完全是書呆子，這麽明顯的事他就是視而不見，不承認這個事實。還把它捅了出去。賈植芳出事后，李春潮也受連累，一九五七年又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他一時想不通，步了屈原的後塵，含冤投河自盡。
    費明君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一九五一年賈植芳任上海震旦大學中文系主任時，費明君到該校中文系任教。后調華東師大任教。一九五五年，因與賈植芳的關係，再加上敵僞時期曾任過華影公司的電影導演，被捕入獄，判刑后押往青海監禁。後來餓死青海。
    南京某部隊一個軍人，因愛好文學，曾到復旦大學聽課，和賈植芳握過手，被打成“受胡風影響分子”下放勞動，身心受到二、三十年的折磨和摧殘。
    蘇予是阿壠已故妻子的妹妹。阿壠和張瑞于一九四四年結婚。婚后二年張瑞自殺，留下一個兒子。自姐姐死後，蘇予和姐夫阿壠只是偶爾通通信，沒有什麽來往。一九四八年她畢業于燕京大學新聞系。後來奔赴共產黨根據地，參加革命。一九四九年隨共產黨軍隊進入北京。先是在北京市委郊區工作委員會工作，后調任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的秘書。組織上對她十分信任，讓她擔任保密委員會秘書、同時是黨支部紀律委員、青年委員、還是《人民日報》的特約通訊員。這可以説是青雲直上、前程似錦。
    就因爲阿壠是她的已故姐姐的丈夫，對胡風集團批判伊始，她就失去了信任和重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一批材料一公布，北京市政府辦公廳保衛科的人和公安人員，便到蘇予家中搜查，翻箱倒櫃把阿壠的信，姐姐的照片以及蘇予自己的日記全都抄走。
    蘇予被停職反省，寫交代材料。八月份，全國肅反運動全面展開后，她被隔離審查，就這麽簡單的事，審查了半年多才結束。一九五六年底，才重新回到市政府辦公廳秘書組。一九五七年春，給蘇予作出肅反結論：“蘇予和阿壠系親戚關係，政治上沒有聯係，思想上都受胡風反動文藝思想的影響，不予處分。”表面上她是沒事的，結論上說得很清楚，沒有政治問題，也回到原工作單位上班了。但是組織上把她定為受胡風影響分子，要控制使用。實際上把她視爲有政治問題的人。
    就為“受胡風影響”這個莫名其妙的罪行，她和丈夫受到的迫害，達二十幾年之久。
   　　右派運動后，機關幹部下放勞動，她是當然的對象。她背上行李，抛下了丈夫和兩個幼小的兒子，到農村去勞動了一年多。下放幹部都陸續被調回。她回原機關顯然是不合格了，被調到中學去教書，一遇到搞什麽政治運動，原機關就把她揪回來整。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反黨集團”一案發生后，原機關反右傾，便把她弄回來開會，批判她的右傾思想。同時給她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批鬥了，處分了又把她送回中學去教書。文革中又揪回來，用了兩年多時閒審查她的歷史，受盡了屈辱和摧殘后又把她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最後又調到中學教書，直至一九七九年平反，才結束了她的苦難生涯。
   　　羅洛在新政權建立前，在國民黨統治區成都市是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因此，當年和他一起搞學運的同學，也被牽連、被打成胡風集團的影響分子。一位和羅洛共事的地下黨員林祥志，一九四八年在農村組織過武裝暴動。這時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羅洛在成都的代理人。這樣又牽連了幾十人。這些人都受到程度不等的迫害和折磨。林祥志因與羅洛關係密切，又與阿壠、方然認識，還和胡風通過信。他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四川組織的頭目。被審查被批鬥，妻子為了劃清界限，同他離了婚。他自己也被整得精神錯亂，死于文革初期。死也是一種解脫否則林祥志在文革中也是難逃厄運。
   　　四川永川縣的一位教師，四十年代與徐放有過通信聯係，后中斷多年，五十年代又給徐放寫過一封信，徐放由其妻代爲回信。胡風事件發生后，他交出那封信，由此同樣受到牽連，被審查批鬥，老婆與他離了婚，自己被列入另冊，成爲有政治問題的人。
   　　新文藝出版的一位校對，考上廈門大學歷史系。耿庸和他是同事。在廈門大學有熟人，就熱心地為他寫了推薦信，讓他去見兩位教授。就因此事，耿庸事發后，他被說成是耿庸派往廈門大學的聯絡員，被抓起來審查。他曾多次自殺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