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毛澤東的文字獄(1)
    新政權建立后，毛澤東的眼睛一直盯着知識分子，镇反运动時，警車四出，橫沖直撞，明目張膽地在黨政機關、學校、文化藝術界、在新聞出版界、衛生醫療界搜捕反革命。殺了一大批知識分子；接下來是“三反”運動，這是經濟領域的鬥爭，縂該和知識分子無緣，誰料得在知識界斗得同樣凶；再下來就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那是專門為知識分子設的一課，搞人人檢查，人人過關，把知識分子普遍整治一番。文藝界還搞文藝思想整風，開展所謂批評與自我批評；接著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适反動思想，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九五五年又把胡風和他的文藝界朋友打成反革命集團。中華大地好不熱鬧！
    胡風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共產黨東京支部，后因在日本組織新興文化研究會，宣傳抗日，被日本警方逮捕、拘禁三個月后，被驅逐回國。回到上海后，他擔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長，不久接替矛盾任左聯書記。后因有人向左聯誣告胡風是南京政府派來的内奸，他憤而辭去左聯工作。不久胡風和周揚就兩個文學口號展開一場爭論。一九三六年春天，周揚等人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年初夏，馮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由陝北來到上海，和魯迅、胡風取得了聯係。馮雪峰在和胡風談論文藝界的情況時，雪峰覺得“國防文學”這個口號不妥，要胡風另想一個，經商討，認爲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更符合當時的抗日形勢。后由胡風寫了文章《人民大衆向文學要求什麽？》經魯迅過目后，即在刊物上發表了。引起周揚他們的圍攻，由此結下了私怨。事實上這場爭論沒有什麽實質性的意義。都主張提倡抗戰文學，這有什麽本質的區別，爭來爭去不過是概念遊戲罷了。一九四零年胡風發表了《論民族形式問題》。文章主要批判向林冰的觀點，同時批評了郭沫若、周揚、何其芳、田仲濟、陳伯達、巴人、艾思奇……等人的觀點。這樣一來胡風和周揚他們又有嫌隙。
    一九四四年重慶文藝界曾召開兩次關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討論會。在第一次討論會上胡風認爲在國民黨統治區文藝任務是要從與民主鬥爭相配合的文化鬥爭的角度去看而不能從文化建設的角度去看，我們應從具體環境和具體任務去體會並運用“講話”。胡風言下之意在國統區不應生搬硬套講話精神。這個意見顯然是有道理的。但會議的策劃者認爲胡風是在唱反調的。他們原本就是要求參加學習的人像虔誠的宗教徒那樣，把“講話”當作聖經，頂禮膜拜，不許有半點疑義。不久召開第二次論會。胡風又在會上提出當前的主要任務還不是培養工農作家的問題。他的意見立即遭到與會者的反駁。這樣會議就無法討論下去。胡風起了干擾和阻礙“講話”精神的貫徹。
    就在這個時候，何其芳從延安來到重慶宣傳“講話”。何其芳在一次報告會上大談延安的思想改造運動，並且現身説法，說自己經過思想改造已成爲無產階級。胡風對何其芳的報告十分反感。他寫了《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裏面》一文，認爲在爭取民主鬥爭的文藝實踐過程，就是作家自我改造過程，而不是強加給作家的懺悔式的説教。同時提出作家反映過程是作家自我擴張的過程。該文章發表在胡風創辦的《希望》創刊號上。在該刊上還有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是舒蕪的《論主觀》。舒蕪的文章強調主觀精神在生活中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意義。
    《希望》一問世，在重慶由共產黨領導的文藝界召開座談會，批判舒蕪的《論主觀》和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
    内戰爆發后，文藝界中的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在國統區無法呆下去了，紛紛出走，移居香港。一九四七年在香港的共產黨領導的文藝界再次寫文章批判胡風的文藝思想。
    這時的批評與反批評還算正常，儘管已經有圍攻和以勢壓人的氣氛，但還是學術討論。新政權建立以後，這種批評與反批評，就完全變味了。成了政治陷害的手段。如果說新政權建立前胡風同周揚他們的爭論屬於學術自由討論的範疇；而在新政權建立后，周揚他們大張旗鼓接二連三地組織批判圍攻胡風他們，那已經不是什麽學術討論了。得勢的一方，利用手中的權力，對胡風和他的朋友進行政治圍攻和迫害，把文藝理論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最後還升級為反革命事件。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召開全國第一次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在會議上茅盾作了題爲《在反動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的報告，系統介紹了國民黨統治區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概況。不點名地批評了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的錯誤。茅盾說：“一九四四年左右在重慶出現了一種強調“生命力”的思想傾向，這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禁受不住長期的黑暗和苦難生活的表現……然而有人以爲革命理論的學習是足以使作家“説謊”，以為發揚作家的“主觀”才會有藝術的真實表現。……他們認爲，作家過着怎樣的生活就可以怎樣的“鬥爭”，這樣的説法……本來不是完全沒有理由，但他們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衆的現實鬥爭相結合的必要。他們一方面強調了封建統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點，以爲和人民身上的缺點鬥爭是作家的基本任務；另一方面又無條件地崇拜個人主義的自發性的鬥爭，以爲這種鬥爭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現……而把這種所謂的原始的生命力，看做是歷史的原動力。他們想依靠抽象的生命力與個人的自發性的突擊來反抗現實，所以這在實際上正是游離于群衆生活以外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同時茅盾在報告中還批評路翊的小説的錯誤傾向性。“他們爲了使作品‘有力’就着重去描寫人物的精神狀態。然而不幸，他們所寫的人物和鬥爭既未能反映主要矛盾的主要鬥爭。而且又往往不能完全按照客觀的真實加以表現，甚至竟以作家的主觀任意解釋和説明客觀的現實。”矛盾的發言當然是代表官方的觀點，在當時雖然蠻橫武斷亂扣什麽小資產階級的帽子。但畢竟還是和風細雨的。
    不久對胡風的批判又升級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何其芳在他出版的《關於現實主義》一書序言的註釋中咄咄逼人地多次涉及胡風的文藝理論。何其芳認爲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是小資產階級的文藝理論。不過當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到國民黨統治區，成爲革命文藝工作的指南以後，這時如果再堅持這種理論，實質上就是對毛澤東文藝方向的抗拒。經何其芳這麽推理，就把文藝理論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顯然何其芳的意見，不是一個文藝工作者的個人觀點，他實際上是毛澤東文藝觀的代言人。
    胡風感到自己為其奮鬥的新政權，不僅沒有給自己帶來歡愉和解放，而是吹來陣陣壓抑的陰風。他只好求助於上層。他和周恩來是老相識，於是寫信給周恩來要求面談。而且這時已經了解毛澤東的意圖，不和胡風見面，由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和胡風談話。胡喬木談了三點意見：一、胡風對黨的事業是做過真誠強烈的追求的；二、胡風對世界對歷史的看法和共產黨不同；三、胡風脫離了黨就是脫離群衆，應該和整個共產黨做朋友。這次談話不僅沒有解決胡風的思想，而且使他更無法接受的是自己大半生跟隨共產黨在黨的指導下進行文藝活動，到頭來怎麽還存在什麽應和整個共產黨做朋友的問題？這不是十分費解嗎？不久胡風寫信給胡喬木要求解決黨組織關係問題。胡風三十年代參加共產黨東京支部，回國后黨籍問題一直未解決，他認爲如果黨籍問題解決了，就不存在和共產黨做朋友的問題了。胡喬木回答組織問題可以考慮，但遲遲不予解決。
    與周恩來見面的願望未能實現，解決組織關係問題又遙遙無期，胡風非常失望。
    一九五零年初文藝界整風運動中，不僅胡風受到批判連他的朋友也受到批判。《光明日報》《文藝報》批判胡風的詩，《人民日報》批判阿壠的文藝思想。《文藝報》批判路翊的《女工趙梅英》和冀汸的《春天來了》。
    一九五零年三月周揚在文化部向京津文藝界做報告時，又批判了阿壠的《論傾向性》和《略論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說這兩文章是小資產階級作家小集團的擡頭、危害性等於社會民主黨，如果亂説亂動，就要打、狠狠地打。這是第一次殺氣騰騰地提到什麽小集團問題。不過還只上綱上綫為小資產階級。
    在周揚講話前後《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批判阿壠的文章。一篇是陳涌寫的《論文藝與政治的關係---評阿壠的〈論傾向性〉》。陳涌在文中指責阿壠歪曲了毛澤東關於“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講話精神，卻宣佈什麽“藝術即政治”，以此“抵抗馬列主義的關於文藝的黨性的思想”。阿壠根本沒有主張“藝術即政治”，這完全是強加於人的。第二篇是史篤的《反對歪曲和僞造馬列主義》指責阿壠“把現實主義描寫成一種可以離開世界觀而獨往獨來的超時代階級的法寶，把世界觀的重要性降低到可有可無的地位，實際否定了階級立場與世界觀的重大作用，也就是取消了作爲馬列主義文藝理論靈魂的文藝的黨性的原則。”
    《人民日報》作爲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在一個星期内發表了兩篇批判阿壠的文章，這是不同尋常的。實際上批的是阿壠，打的是胡風，給胡風一個下馬威。
    胡風雖然看到上述種種端倪，但他既不檢討也不服輸。一九五零年四月，胡風在自己的論文集《爲了明天》的“校后附記”的注文中點了何其芳的名字。
    一九五一年底再次開展文藝整風運動，又對胡風發起新的攻擊，在天津各個文藝團體黨員幹部學習動員大會上，方紀批判盧甸和魯藜的詩歌，同時批評天津一些文藝工作者與錯誤思潮和平共處，竟然為阿壠的錯誤的文藝思想辯護。北京文藝界整風運動領導機構發行的内部通訊上，批評路翊還在公開宣傳胡風的文藝思想。
    新政權建立后，對胡風及其朋友接二連三地批判和圍攻，政治壓力很大，阿壠和魯藜只好做了檢討和自我批評。這時胡風朋友中有一個叫舒蕪的，他見風使舵，反戈一擊，要和胡風劃清界線，保護自己。他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長江日報》上發表《從頭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六月八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並加了編者按說：
    “本文原載五月二十五日《長江日報》。作者在這裡所提到的他的論文《論主觀》，于一九四五年發表在重慶的一個文藝刊物《希望》上。這個刊物是以胡風爲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辦的。他們在文藝創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觀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謂‘生命力的擴張’，而實際上否認了革命實踐和思想改造的意義。這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