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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清流毒--清算毛澤東(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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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合作化與集權統治
     毛澤東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綫: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内,基本上完成中國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澤東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的結論報告上作批示又一次提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内,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向全國公佈了過渡時期總路綫。
     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也是出爾反爾,言而無信,自打嘴巴的。他的表演是很充分的。其一是在新政權建立前後,一再表態說新政權建立后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發展資本主義,新建立的社會叫新民主主義社會。曾幾何時,現在卻厚顏無恥地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其二是他說過渡時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結果他污篾陷害負責這項具體工作的官員,說他們犯了右傾保守錯誤加以整肅。而後用強迫全國農民的辦法,把全國農民架到他的軌道上,只用了不到三年時間,就完成了他的傑作。
    新政權建立后,沒收了官僚資本,使之變爲國有,取締了私人金融業、通訊社、報社、出版社和印刷厰,建立了國家銀行、郵政、海關、通訊社、報紙、出版局、印刷厰和新華書店等等並著手建立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改造科技教育界、相繼建立公立科研機構和公立學校。這就是說這時國家已控制了一些大的企業和商業以及金融業、通訊社和報紙、科研機構和學校。對私人工商業和手工業者的改造,實際上是從“五反”運動就已開始,不分青紅皂白的對所有私人工商業者和手工業者七斗八斗以後,工商業的實權已轉到國家手中,從生産到銷售都控制在國家手中。資本家雖然名義上還是該厰、該店的業主,但是已無實權,一切都在國家控制之中。這些養尊處優的沒有見過世面的資本家在“五反”運動中被斗得死去活來,個個成爲驚弓之鳥,他們等待政府來安排他們未來的命運。因而當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綫,要改造私人工商業,那些失魂落魄的資本家只好順水推舟,免得整日提心吊膽,不知什麽時候,又無緣無故禍從天降。有的行業只用幾天時間就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資本家財產被沒收,當然痛心,有的是幾代人努力奮鬥的結果,有的是幾十年辛勞的結晶,但這是時勢使然。無可奈何花落去!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結果,打擊了資本家的生産積極性和創造性,抹煞了他們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扼殺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這種人爲的夭折歷史的做法,受到歷史的懲罰,幾十年后還得走回頭路,真是作孽啊!
    對私改造的艱巨任務是在於從農民手上重新奪走土地。土改結束后,原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從地主那裏分得了一點土地,的確是非常興奮,他們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土地上,大顯身手,做着富裕的美夢。誰會料到,剛剛到手的土地,又要被奪走呢?
    正當這些農民希望過自給自足的安定生活的時候,毛澤東開始批判這些農民是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思想。一九五三年春,頒佈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産互助合作的決議》,這個決議提出:要重視兩种積極性。中國農民在土改后所表現的生産積極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個體經濟積極性;另一方面是勞動互助的積極性。在中國目前經濟條件下,農民個體經濟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内將是大量的,這種勞動互助是建立在農民私有財產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其發展前途是農業集體化和社會主義化。決議要求全國各地大量發展勞動互助組。在群衆有比較豐富的互助經驗並有較堅強的領導骨幹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産合作化。同時在農民完全同意並有適當經濟條件的地方。亦可辦少數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庄。
    這個決議指出:在中國目前經濟條件下,農民個體經營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内將是大量的,農民對個體經濟的積極性是不可避免的。這個估計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按當時情況在農村發展變工組、互助組這種生産形式農民還是能接受的。這種生産形式早在新政權建立之前,中國南方農民就普遍實行過。他們一般在農忙季節互相臨時換工。這時在各級政府推動下,在中國農村互助組生産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出現。有的是臨時短期換工,有的是固定的常年的換工。這種互助組生産形式還是以各家各戶農民土地私有為基礎的。土地、農具、種子、肥料、生産品等都屬於個人所有,只是在生産勞動上互相幫忙。今天大家在你的土地上幹活。明天大家又在他的土地上幹活,根據農活生産需要安排勞動力。可惜的是決議沒有得到認真貫徹,毛澤東把建立農業生産互助組僅做爲一種策略,目的是通過互助組把農民納入農業生産合作社和集體農莊。這就誤入歧途。
    毛澤東爲了加速推進農業生産合作運動在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的決定。自此以後毛澤東不僅對農民的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而且實行派購。每個生産互助組,每個農戶要賣多少糧食給國家,由政府下達指標,要你賣多少擔糧食就得賣多少擔,要你賣多少擔棉花,就得完成多少擔。不管今年收成是豐是欠,也不管是否留足農民的口糧。政府下達收購任務是死任務,非完成不可。即使農民沒有留足口糧,也得先完成任務,許多農民甚至是買了糧食去完成徵購任務。全國副食品供應都非常緊張,政府還向農民徵購雞、鴨、蛋等,沒有雞、鴨的農戶,也要去買來頂任務。徵購任務往往是層層加碼。中央給各個省的徵購數額,而各個省下達時又增加一點,留着後備,而各市、縣下達時也加一點,而各個區(大躍進后叫公社)下達任務時再加一點,最後徵購指標落實到農業生産合作社(生産隊)。政府向農民徵購的多時過頭糧。農民被逼賣了糧食自己就不夠吃。單單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就承認多購了七十億斤糧食。這個數字當然是被大大縮小了。在吹牛的大躍進時代,更是根據浮誇虛報的產量,向農民攤派徵購任務,才會導致餓死幾千万人的慘劇。
    毛澤東向農民徵購農產品是一種掠奪性行爲。首先徵購任務是由政府硬性攤派的,不管農民死活,不完成國家下達的徵購任務就是破壞黨的統購統銷政策,把你抓起來、批鬥、坐牢、勞改,誰也不敢不完成,即使家裏沒有口糧,也要先完成徵購任務。特別是農業生産合作社建立以後,國家的收購更是順利。有飯吃沒飯吃是大家的事,完成不完成任務是村幹部的事,完成任務好的幹部可以得到表揚、獎勵和提升等好處。如果完不成徵購任務,就會以帶頭鬧事、破壞統購統銷、関進大牢、甚至判刑勞改,誰會去做這種傻事呢?其次,農產品徵購的價格由國家統一定價,每擔稻谷是八元多,這個價格十幾年沒動,儘管各種物品不斷漲價,農產品的成本也不斷提高,到了六十年代初,一擔稻谷的成本大約在二十元左右,但國家還是以八元多一點的價格進行收購。這樣做不是害農坑農是什麽?穀賤傷農。何況是掠奪式的徵購。
    毛澤東這種坑農政策,當然會引起全國農民的反抗,各地反對統購的行爲時有發生。毛澤東對待農民群衆的反抗行動,則是採取高壓政策。每當農民不滿統購統銷政策,有些風吹草動時,各級政府會無緣無故地把地主、富農拉出來批鬥,說是他們在破壞統購統銷。有些較好的農村干下不了狠心,掠奪農民的口糧,統購統銷任務完成不好,政府就會對村幹部嚴加制裁,逮捕辦法,誰違抗就嚴懲誰,硬把群衆的反抗壓下去。做為毛澤東時代的農民真是有苦沒出訴。對這種反人民的政策,中國共産黨内不乏有識之士,他們不僅看到問題,而且不顧個人安危,勇敢地提出問題。抨擊了統購統銷的禍害。對這些誠實的共產黨員,毛澤東如何能容忍呢?個個身敗名裂。他們的情況只在毛澤東著作的字裏行間透露一點。其中有薛迅、孟用潛等共產黨員。薛迅是河北省省委副書記,她堅決反對統購統銷。當然這是雞蛋碰石頭,毛澤東怎能放過她呢?還有一個是全國供銷合作社副主席孟用潛,他上書言事也堅決反對統購統銷。這些人不僅受到嚴厲批判和處分,而且在政治舞臺上銷聲匿跡了。歷史不會忘記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毛澤東爲了推行統購統銷政策,一方面對反抗者嚴加懲處;另一方面必須把農民組織起來,便於控制,減少抵抗。以便保證統購統銷順利執行。
    因此,爲了統購統銷政策的貫徹執行,就必須用農業生産合作社的形式,把農民土地收歸農業合作社所有。這樣農民又重新失去了土地,在農業合作社裏勞動賺工分,這樣國家就不要向每家每戶去派購,只要把徵購任務下達給農業生産合作社,這就保證了徵購任務的順利完成。因而中央在發佈統購統銷決定的同時公佈了《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産合作社的決議》(簡稱《決議》),這就不是偶然的。決議指出:“中國農業發展道路是經過簡單的共同勞動的臨時互助組和共同勞動基礎上實行某些分工分業而有少量公共財產的常年互助組,到實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而有較多公共財產的農業生産合作社到實行完全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民公有制的高級農業合作社”同時指出:目前應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興辦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經驗證明這是引導農民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的高級農業生産合作社的適當形式。
    在推動農業合作化過程,雖然有些地方樹了一些樣榜,宣傳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優越性。但在實施農業合作過程完全是強迫命令的。誰不想參加,誰就是走富農路綫,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遭到批鬥。因而不願參加的,也得參加。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一轟而起,既缺乏物質基礎,也違反億萬農民的心願。這種反人性的體制,必垮無疑。孟子說:“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所謂農民自願參加的,只是寫在紙上的漂亮話,騙騙若干年后的書呆而已。
    一九五一年全國初級農業合作社只有三百多個,主要是在革命根據地。一九五三年增加到一万四千個,一九五四年秋增加到十萬個,一九五四年底增加到四十八万個,一九五五年春發展到六十七万個。這麽一種大轟隆,用強迫命令的辦法,把農民組織起來,同時一九五四年國家從農民手中多徵購了七十多億斤的糧食,造成農村嚴重缺糧。這種坑農政策,勢必遭到廣大農民的反抗。許多地方出現大砍樹木、花、果、殺豬宰牛。農民不積肥,不備耕……。福建省南安縣農業合作化過程農民就殺了三千多頭耕牛。這種現象是極爲普遍的。因而在農業生産合作化過程極其嚴重地破壞了農村的生産力和生産秩序。這種形勢逼得毛澤東不得不暫時收斂一點,提出要整頓農業生産合作社,暫停發展,全力鞏固,在鞏固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經過整頓全國農業生産合作社,縮減了二万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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