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撒下彌天大謊
   　　新的政權建立剛剛三年多的時間，毛澤東在全國緊鑼密鼓開展鎮反運動，土改運動，思想改造運動，“三反”運動和“五反”運動。這些運動可以說在全國範圍清理了一遍。殺的殺，関的関，管的管，奪權的奪權，沒收的沒收，斗的斗，整的整。政治上嚴密控制，完成了專制獨裁的統治；經濟上嚴格管制，納入計劃經濟的體制。這時毛澤東已出色地全面控制中國人的一切生活。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迫不及待地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毛澤東提出這個問題都是那麽突然那麽突然那麽倉促，使全黨愕然，使全國震驚。毛澤東曾在新政權建立之前信誓旦旦地告訴中國人民：“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爲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
   　　毛澤東在一九四零年還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五年又發表了《論聯合政府》在這兩篇文章中他系統地闡明了現階段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必然，並指明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固有特征。
   　　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毛澤東是這樣規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在中國建立這樣的共和國，它在政治上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
   　　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它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這是因爲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
   　　這個共和國將採取某种必然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把土地變爲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書中說得更具體更明白：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于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在現階段上，對於經濟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孫先生的這些主張。
    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産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摧殘地束縛着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着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破壞着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万万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爲什麽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种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現在的中國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内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對於中國共産黨人，任何的空談和欺騙，是不會讓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府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序言》中明確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基礎。”第一章《總綱》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第四章《經濟政策》第二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經濟，繁榮經濟的目的。國家在經營範圍、原材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發展。”
    毛澤東還在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說：“等到將來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的時候（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而在將來，在國家經濟實業和文化事業大爲興盛了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
    這裡不厭其煩地連篇累牘地引述毛澤東關於他建立的新政權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論述。他的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告訴中國人民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私人資本主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要提倡它的發展，要在很遠的將來才能實行社會主義。這些思想都是毛澤東在長期裏反復強調和説明的，誰會想到這些都是向世界人民公開的宣言卻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毛澤東使勁地論證他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什麽新民主主義政治呀，新民主主義經濟呀，新民主主義文化呀，說的條條是道，原來是一場大騙局。
    毛澤東欺騙了全國人民，愚弄了全體共產黨人，甚至連劉少奇那樣的共產黨的第二號人物也被蒙在鼓裏，不知底裏，可見毛澤東的表演天才達到了天衣無縫。因而才會有劉少奇在天津替資本家講話的事。
    新政權剛建立起來，進入城市的共產黨幹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對資本家有‘左’的情緒。而資本家對新政權也是顧慮重重，這會影響城市的經濟的發展。爲了扭轉這種思想混亂，劉少奇親自到天津找資本家座談。他提出新政權建立后，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産，特別是工業生産。因此，在城市中必須實行正確的工商業政策，正確對待資本家。他對資本家代表說：在中國資本家的剝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國的資本主義處於幼年時代是進步的，對發展民族經濟，提高社會生産力有功，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共産黨執行的就是這個理論。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來完成民族資本的發展，只有生産力有了很大的發展，才能進入社會主義。這是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才能達到的，在此之前要放手發展民族資本。
    劉少奇這些安撫資本家的話，完全是照搬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一貫主張，沒有半點私貨，可以説是鸚鵡學舌而已。即使這樣，毛澤東還是翻臉不認賬，他後來批評劉少奇的“確定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錯誤。文化大革命期間，劉少奇這些話更被概括為“剝削有功論”再次遭到批判。”
    正是在劉少奇天津講話以後，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一次會議上，有黨外人士向他詢問，要多少時間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毛澤東還回答說：大概二三十年吧。
    誰知毛澤東自食其言，反而倒打一耙，栽賍劉少奇，似乎是劉少奇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要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真是冤慘彌天。
    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内，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這樣毛澤東自己大講特講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還未建立就壽終正寢了。真是翻手為云，復手為雨，怎麽說都可以，凡正是強權無真理。
    這條縂路綫的實質是掠奪私人工商者的生産資料和其他財產；剝奪農民的土地；侵佔手工業者的財產，使全國人民都成爲無產者，都受顧于毛澤東，都成爲毛澤東的奴隸。
    如何實現這條總路綫，毛澤東一貫做法是通過整人來實現他的政治路綫。正在這個火候上，倒霉的梁漱溟撞上了，那就跑不掉了。
    梁漱溟和毛澤東是老相識，梁在北京大學教哲學時，毛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職員。梁系楊懷中的好友，常出入楊家，而毛澤東在湖南師範學校就讀時，系楊懷中的學生，且和其女楊開慧戀愛，更是楊家常客，因而當時梁出入楊家時，出來開門的有時是毛澤東，所以他們是老熟人。在新政權建立之前，梁漱溟曾兩次訪問延安。那時的毛澤東不僅熱情接待，禮賢下士，而且虛懷若谷，能傾聽各種不同意見，極尊重別人的見解，表現出良好的民主風度。新政權建立后，毛澤東把梁漱溟接到北京，他要梁漱溟出任政府工作。梁以不參加政府工作，説話更方便爲由，婉言拒絕。后毛澤東派他到全國各地訪問視察。在短短三年時閒裏，毛澤東先後八次召見他，還常常留下和毛澤東一同進餐。
    中國政治是變幻莫測的。今天是座上客，明天是階下囚；今天是革命的，明天是反動的；今天是親密無間的朋友，明天是你死我活的敵人。一九五三年批判梁漱溟也是這樣的。
    事情的發生時這樣的。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召開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梁漱溟是列席參加的。會上周恩來作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綫的報告。九月九日在小組討論會上梁漱溟作了發言，表示擁護總路綫。
    九月十一日梁又在大會上即席發言：我曾經多年夢想在中國能展開一個偉大的建國運動。四十多前我曾追隨過舊民主主義革命，那時只曉得政治改造，不曉得計劃建國。然而我放棄舊民主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幾十年來我一直懷抱計劃建國的理想……由於建國的計劃必須方方面面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經給我們講過的建設重工業和改造私營工商業兩方面之外，像輕工業、交通運輸業等等如何相應地發展，亦必有計劃，希望亦講給我們知道，此其一。又由於建國運動必須發動群衆，依靠群衆來完成我們的計劃，就使我想到群衆工作問題。在建設工業上，我推想有工會組織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營工商業上，亦有店員工會、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在發展農業上，推想或者是要靠農會。然而農會雖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漸微。那麽，現在只有依靠鄉村的黨政幹部了。但据我所聞，鄉村幹部的作用，很有強迫命令，包辦代替的其質其量似乎都不大夠。依我理想，對於鄉村的群衆，尤其必須多下教育功夫，單單傳達政令是不行的。……此其二。還有其三，是我想着重點提出的，那就是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過去中國將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的，但自進入大城市后，工作重點轉移于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裏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向城裏（包括北京）跑，城裏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爲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引起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