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议报
    滞胀，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必然结果，即以政府为主导拉动经济需求天然地存在结构上的刚性及调整的困难程度极高。措之失当或茫然无计，必然导致经济休克。
   
   滞胀的明显特点就是“高通胀低增长”。
   

   2008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已明显呈滞胀之状：一方面，通胀率从年初的3.4%一路挺来超过了8%；另一方面，出口形势恶化，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陡降5.7个百分点，跌为21.9%，基本贴近官方预警线。实际上，剔除的热钱借贸易形式的进入之“水份”，出口增长率早已跌破20%，但是官方经济学家都谨慎地保持夜莺姿态，而不愿告知普罗大众以真相。或许可能，精英分子们认为：你把这些东西说出来，老百姓也不会听懂、读懂，对牛弹琴而已。
   
   这样说，不是贬低体制内精英分子或挑动民众痛骂本已“臭名昭着”的经济学家之名号，其实就精英分子也即常常能影响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本身而论，大多不够“半瓶子醋”的水平。比如说，现在有人反对提高利率，也有人反对提高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率，但是几乎没人研究一下提高法定准备率后央行要多支出多少利息，还有这些利息将以什么方式分摊给社会公众——是财政收入顶抵还是央行直接印票子冲销？更进一步地说，这也无法责怪大牌经济学家，因为他们一方面愿为“王者师”，另一方面又愿和公共媒体“联欢”，提高出镜率，所以就闹出了“徐牛论战”关于深圳房价的乐子。
   
   就是现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2008年7月12日），我去访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所能找到的存款准备利率都是“老皇历”——2002年2月21日公布的（一般）准备金存款利率为1.89‰，至少六年多没做任何数据更新；2005年3月17日公布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为0.89‰，至少三年多没做任何数据更新。这种情况若是在欧美国家，说不定会有民间（如某私立大学）的经济学家起诉央行，但在中国家，大家就漠然处之了。若是我这样有“异议色彩”的研究者去搞，说不定会被引入“政治联想”。即便我问的层次很低，还是被对方“警惕”了一下子：当我得知六月份宣布准备率高调至17.5%时，打电话问在一家商业银行供职的好友要他查一下现行准备金利率。他没即刻回答，旁边却立即有一个警惕的声音在问：“谁问？干什么？”稍后，朋友给我回话，告诉我的是2008年3月份的情况——等于废话。没办法，报以苦笑而已。当时我真想坐上火车去北京，到中国金融出版社买近五年的金融年鉴，可又一想：奥运将临，我已经被高度关注，这期间去北京会给许多人带来麻烦。
   
   普罗百姓可能根本不要求经济知情权，异议抗争的同道由于自己的站位也可能根本不关心这项几成“国家机密”的细节，但是它确实关乎到全体中国人的生活。
   
   现在官方公布的金融资产为60万亿，估计（因无基础数据之故，只能估计）约有45万元来自商业银行的存款负债；只按17.5%计，则约有7.9万亿（接近八万亿，加计超额准备应超过了八万亿）。那么，仍按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1.89‰的月利率计算，半年下来（如2008年7月初至12月底），央行至少要支出九百余亿利息。
   
   这九百余亿的利息支出以什么方式分摊给社会公众，则成了更大的“国家机密”。在专业背景下，算了一个“大估摸儿”的账儿，但是通过这笔“花账”，非专业人士不难发现：中国经济从机理上已经深陷凯恩斯主义的泥坑，滞胀导致经济休克已经无法避免。我这样说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显摆自己的经济分析功底，而是说中国没能及时纠正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为滞胀打下伏笔，休克也就不久来到。因为：一方面，凯恩斯主义信奉政府投资的主导作用，结果国企因垄断地位而赢利，从而为把通货膨胀“送上电梯边”；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在政治非民主的条件下，必然以牺牲中小企业的利益为代价，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民主变得更加稀缺。
   
   北京权力高层尽管了解不到真实的信息，也没人帮他们算如央行准备金利息支出的细帐哪怕是“花账”，但他们明显地感到了滞胀的压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王歧山都“深入一线”去搞调研了。在以往，我很注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动态，从来就不知道全国政协也有个经济委员会。如此之陋，正如大牌经济学家不关心央行网站的准备利率一样！现在知道了，这个委员会一个叫郑立新的副主任突然出来讲话，声称“利率不应再提高”。很明显，与中共高层权力“肝胆相照”的政协，这次突然说话，不是做应声虫之状，而是他们也感到了滞胀的压力。然而，滞胀是否导致经济休克，到目前仍无体制内建言说法。
   
   是否有人敢玩一把新版的“徐牛论战”呢？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个问题可比赌深圳房价问题有意义。说不定，搞完了系统性研究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另一个“说不定”就是失去上镜头、上报纸的机会。
   
   2008年7月12日夜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