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原作者 zhenzh
   
   世界上一切独夫民贼都喜欢控制舆论，禁止人民说话。中国的独夫民贼胡锦涛也不例外。从他宣称要“向古巴和北朝鲜学习”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关闭一切有可能说真话的网站，媒体，为此他禁书，禁报，封网，断网，增加过滤词，招收大批网警，网特，网评员，试图让人们的嘴巴和脑袋都“和谐”到他的指挥棒下，为他歌功颂德。
   
   无奈他的心虽高，水平却不高，施政错误百出，民怨沸腾。作家廖祖笙的独生子廖梦君遇害两年多了，至今案情没有查清。丧子之痛岂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为了儿子的冤情，作家廖祖笙到处奔波，投诉冤情。可是所有诉状都如石沉大海。

   
   在这个前提下，作家廖祖笙拿起了笔，揭露这一现象。既然要揭露真相，自然免不了提到漠视民间疾苦，领导政府效率如此低下的胡锦涛。
   
   于是传来消息，作家廖祖笙先生被家乡官员约谈，官员责备廖将笔锋直指党中央和胡锦涛，说廖只能“就事论事”，怎么披露广东的黑暗都行，但是不能去评说党中央和胡锦涛，并说廖的文章“已经触犯了法律”。
   
   这就奇怪了，作家廖先生斯文写作，既不偷也不抢，所有的“武器”只不过是一支笔而已。一支笔也能发挥坦克军车般的威力，威胁到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了？新鲜！
   
   以前秦始皇为了不准人民反抗，规定几户人家合用一把菜刀，多余的菜刀一律上缴。难道如今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容不下作家廖祖笙先生的一支笔，要他把笔封起来，不准说话？
   
   按照官员们的说法，还是准许他骂广东地方官员的，仅仅是不准许他骂胡锦涛而已。
   
   问题是，作家廖祖笙先生要写什么不是作家自己定，要你们来定，这不是剥夺作家的思想吗？这不是强奸民意吗？
   
   今天的中国不是封建皇朝。胡锦涛的脑袋还活在60年代当政治辅导员时期那种“向组织上写思想汇报”的格局，那岂不是太落后了吗？
   
   按照中国宪法的规定，胡锦涛是可以批评的，不是不可以批评的。公众有权利批评国家领导人，也可以要求领导人下台。这是任何一个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权力不是谁恩赐的，是任何一个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
   
   当然，在中共胡锦涛当局垄断信息，垄断资讯，政治透明度不高的现实下，批评者列举的事情可能与事实有出入。那么责任首先应当是垄断资讯的人。批评错的公民作为中共胡锦涛当局信息垄断的受害者，不应当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
   
   作家廖祖笙先生用一支笔批评国家工作人员，是宪法赋予的权利。
   
   再说胡锦涛你扪心自问，你自己也有缺点，明摆着，大家都看得到。四川地震你决策隐瞒地震预报，造成十万人死亡，你心里愧不愧啊？你晚上睡觉，就没有梦见这十万冤魂追你索命嘛？
   
   你访问日本，和日本达成“暖春协议”，将蕴藏有1000亿桶石油和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的东海大陆架油田出卖给日本共同开发，这种卖国贼的勾当，哪个不骂？哪个不是恨不得马上逮捕你法办？ 当年李鸿章签订卖国协议，那是打了败仗，没有办法。今天解放军没有打败仗，谁让你去达成这种卖国协议了？
   
   既然胡锦涛自己有缺点，就不要不允许别人说。把别人的思想都“和谐”掉，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已经不是你当“政治辅导员”的年代了。
   
   
   
   附：
   廖祖笙：中共及其党魁没有免于问责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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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1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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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常态国家，任何党派和国家政要，均无免于问责的特权。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仅只是因为与莱温斯基有“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饱遭美国公民诟病，克林顿本人也曾泪水盈眶，向他所属的民主党作深刻的检讨；在韩国，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和卢武铉，也曾迫于党派争端和各种丑闻的压力，在问责中不得不宣布退出执政党。可在中国，执政党及其党魁似乎享有免于问责的特权。而中国人民，并未在任何时候，赋予中共及其党魁享有此特权。作为人民的一员，我有权向执政党问责；作为一名作家，我也有权评说中共及其党魁。
   这几天，我夫妇俩被家乡的官方召回，说是相关方面要“约见”我们。我知道所谓的“约见”，或也就是形式客气一点的传唤，说白了就是要把我叫回去训话。适逢梦君遇害两周年，我正处在火头上，为了避免激化矛盾，我夫人不让我参加“约见”，她代我去接受了训话。
   
   　　家乡的几位官员责备我将笔锋直指党中央和胡锦涛，说我只能“就事论事”，怎么披露广东的黑暗都行，但是不能去评说党中央和胡锦涛，并说我的文章“已经触犯了法律”，我夫人对此表示无法认同。家乡的官员说，我的文章是否“触犯法律”，到时候不是由我廖祖笙说了算，而是由相关部门说了算。他们表示，福建没有对廖祖笙夫妇不闻不问，从省里到市里到县里，从上到下都在积极协调这个事，争取尽快处理。同时他们再次表示，我在为文中不能将矛头指向共产党或是中央领导，福建不想“动”我，可要是中央发话下来，福建便也不能不“动”我了。由此，我要请全球华人记住这一点：要是我廖祖笙哪天被构陷入狱了，或是出了什么事，那么或也就是中央直接发话了。
   
   　　与我有过深交或细读过我文章的男女，不难看出我是一个“刀子笔，豆腐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一心为国家好、为百姓好的那种人。我无意同党中央和胡锦涛唱反调，经历过这许多事，也看出这个国家时下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我和任何一个国民一样，有权对党中央和执政党的党魁提出更高的要求。批评是正常的血液循环，执政党和胡锦涛没有了这种正常的血液循环，便也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盲点，甚至可能出现某种“局部坏死”。因此，对于任何国民的攻瑕指失，执政党首先应该持有的是一种无任欢迎的态度。中共及其党魁，一方面没有免于问责的特权，一方面倘若抗拒国人的监督和批评，也不利于正常的血液循环。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该有闻过则喜的胸怀。
   
   　　我夫妇俩对福建官方参与协调我孩子遇害广东一案心存感激，但我们同时也清晰地看到，福建方面制衡不了广东，真正可以制衡广东的中央，又迄今“沉默是金”，这事一拖再拖，到现在也没有一个起码的了断，这般无尽扯皮，到底要扯皮到什么时候？我“就事论事”说道我孩子惨烈遇害的事，也已是说道几百天了，到底要我“就事论事”到何时？“写作之于作家，正如耕耘之于农人，某农人负屈衔冤，没有任何人要求其今生就得按某种剧本要求做事：‘你这辈子就只能为你被害的孩子喊冤了，不能再去种田了……’为什么一个作家的家庭和人生被彻底摧毁之后，就非得按某种剧本要求，无尽徒劳地‘就事论事’？”（见《廖祖笙：到底要我“就事论事”到何时？》）
   
   　　中共及其党魁没有免于问责的特权。在中国的法律中，也没有任何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党中央和胡锦涛的“老虎屁股”就摸不得，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别说我负屈衔冤，别说我的职业就是写作，哪怕我是一个斗大的字只识得一箩筐的农人，我也依法享有言论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这些自由里，当然也包括“将笔锋直指党中央和胡锦涛”。他们对国人有所亏欠，国人就有权依法向他们问责！
   
   　　在这个所谓的“法治国家”，执政党固然可以继续践踏法治精神和公民权利，把各种法律条文当作壁上观，甚至也可以继续出自某种政治需要，对任何一个公民随意罗织某种罪名，但必须弄清楚的一点是：在强权压迫面前，真正有错的不是依法主张合法权益的公民，而在于施以压迫的强权。我近期的为文犀利也好，不给中共脸面也罢，不过是属于观念之争的范畴，倘使观念之争也“已经触犯了法律”，那么中国便人人“有罪”，包括胡锦涛也“有罪”，因为观念不同之事在中国常有，胡锦涛的观念和我的观念就太不相同，我没说胡锦涛的长篇大论“已经触犯了法律”，怎么他治下的官员就说我的评论文章“已经触犯了法律”？还要不要恪守一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我还在坚持用文字说理，没有类似于杨佳过激的行为，说明我对司法公正和公权良知的回归，仍然有所期待。和那些衣冠禽兽用利刃、棍棒、拳脚“教育”我无辜的孩子相比，和中共当局历时两年雪上加霜剥夺一个作家的表达权和生存权相比，和无耻公权这么长时间以来百般折磨、愚弄我夫妇俩相比，我所敲打下的那些文字又算得了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虐杀无辜学子没有触犯法律，旷日持久、穷凶极恶迫害一个为民请命的良心作家，也没有触犯法律……我据理力争，希望党国朝好的方面发展，就“已经触犯了法律”？还要不要恪守一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对我这样一个人再图谋司法构陷，除了进一步自我印证执中国共产党的丧尽天良之外，还能印证些什么？
   
   　　在我能够重新展开生活之前，在我讨回起码的公道之前，谁也否认不了我是一名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死不瞑目的孩子的父亲，就是胡锦涛的爷爷来对我软硬兼施，也休想让我自我放弃秉笔写春秋的权利！中共及其党魁没有免于问责的特权，我有评说任何组织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中共当局所该做的，不是随意去剥夺公民的这些自由和权利，而该是在守法方面率先垂范，保证公民依法享有这方面的自由和权利！ 2008-07-18（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死不瞑目第734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