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中国是无法的，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用老师教给我们的话，就是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时代的法律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统治阶级，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就没有法律。但细一想，毛时代也并非无法，“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不就是法？那时“伟大领袖”的语录人人要背，连文盲的妇孺都不放过，并且人们还颇能将伟大领袖的“法律”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解决现实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比如要制止一场武斗，一般人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就来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遇事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处着手，那么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还有一些生活小事，毛的“法律”也一用就灵。有一位老党员曾讲过这样的故事：

   某日，李四家的猪跑到王五的菜园子里去了，将王五的菜园践踏得不成样子，王五一怒之下，抡起铁锹，将李四家的猪腿打断了。

   李四知道后，气得晚饭没吃，因为那时全家都看着这头猪，等它长大后弄点收入。心想这王五的心太狠，可是自己的猪搅了人家的菜园，就心中有气也只好吞到肚子里了。反正君报仇十年不晚。

   过不了两天，王五家的猪跑到李四家的菜园去了，李四认为报仇时机已到，反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拿起一把铁钗，刺向猪的肚子，没想到一下子将猪刺死在菜园里。于是两家争得不可开交，快要“动武”了，一般的人也不敢去劝架了。这时大队长来了，简单问了问旁边的人，大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不打（指王五打了李四的猪），他就不捣（指李四刺死了王五的猪）。你们两人都有问题，要好好检讨。

   两家听毛主席都为此发指示了，虽说案子未断，听说要作检讨，都吓得不敢动了，刚才还闹哄哄的，一下子鸦雀无声了。

   当然毛发最高指示要发动什么运动，批判谁，打倒谁，那更是“法”到披靡，无人能挡。造成的深重灾难自不用说。

   到了邓小平时代，由于邓在毛开展的一系列运动中受到冲击，三起三落，深受“无法”之苦，于是改华国锋提出的“抓纲治国”的口号为“依法治国”，各种法也陆续公布，效仿资本主义国家公检法开始名义上三权分立。到江又至胡时代，各种法都一大堆了，也许人们认为真的法律建全了，就可以以法治国了。然而事与愿为，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总是受到有权有势者的“挑衅”，常常是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甚至倒行逆施。我们看看高智晟律师提供的几个案例：

   85岁的老党员蔡益老人前阶段又老泪纵横地来到我（指高智晟律师）面前。他流泪，我流泪。6年前，他28岁的孙子被福建平潭县的一群干部子弟给活活打死，死者家人至今不能获得一分钱的赔偿，其中一个凶手的父亲就是一个小小的县法院的庭长。蔡家的失至亲之痛尤天崩地裂般，让他一家刻骨铭心的深痛却是看不见尽头的、至今看不至底的几近荒蛮的、制度性的司法腐败现状。已被冷冻了6年的尸体仍得不到本应有的、符合人性及常理的处理。

   堇士让，山东济南重汽集团的一位退休的老党员。七年前，老人25的儿子堇伟光遭到派出所刑讯后惨死。中共九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与中共全国人大四十三名代表联名促请司法机关公正处理该案，无奈，纵有强劲的呼唤正义的民意，怎奈无保障正义价值彰显的司法制度基础，七年过去了！老人仍守着自己已冰冻了7年的儿子的尸体等待正义的到来。

   北京老人李桂芬老人的灾难景境遇更加惨烈，一个好端端的 30多岁的女儿，进入派出所不到一小时即死亡。“高律师，我的小外孙可怜啊。他妈死了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我每次去看他妈的尸体都不敢告诉孩子！更不敢带他去，这样的事对孩子来讲太残酷了。最让人揪心痛苦的是，我的女儿会冤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政府、公、检、法、人大、政协、党委，无论你哭诉到那里，你遇到的一准是没有了一点同情心的，也许这样的冷血事件他们见惯了”。老人见我时泪流满面却滔滔不绝！老人女儿的尸体已经在首都北京冷冻了 8年了！

   如果我们稍作留心和调查了解，高律师所提供的案例在中国非常普遍，并非个别情况。在中国，人们的普遍认识是人治高于法治，然而更有甚者。即中共在所谓的“大是大非”面前：并且法律干脆就沦为当权者的狗，当权者的枪，当权者的炮，真正做到了法律为中共统治阶级“服务”了。

   邓小平时代，邓曾“依法”平定八九“反革命动乱”，“依法”用开花弹扫射学生，“依法”用坦克追碾“暴徒”；江泽民时代，江又“依法”镇压法轮功，“依法”强暴法轮功女学员，“依法”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出售；而今中共又执法为民，“依法”派警察没完没了地跟踪骚扰高智晟律师，“依法”关押盲人维权义士陈光诚，并暴打其律师；“依法”让杀人犯罗干主政法，流氓犯周永康抓公安，一群贪污犯管行政……

   谁说中共“无法”？这就是中共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