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
   1936年柏林运动场上到处都是纳粹的万字型Hackkreuz政治符号。
   
   开幕式上纳粹军警、德国运动员和德国观众在运动场内一律向希特勒
   致纳粹举手礼

   北京奥运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
   
   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实际上一直都在被政治化。1936年柏林奥运会被用来宣传纳粹的伟大成就掩盖排犹种族灭绝政策，乃至宣扬种族优劣的法西斯理论。冷战晚期1980年戴的洛杉矶奥运和莫斯科奥运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抵制对方意识形态的政治手段。最近北京方面加大了所谓奥运非政治化的宣传。而且搬用了奥运章程Olympic Charta 第53条第一款。认为奥运章程规定，参选人员不得在奥运场地展示带有政治含义的语文等标志。但是这类条文从来没有得到过严格的执行。
   
   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美国黑人运动员史密斯和他的队友分别获得第一名和第三名奖牌，在领奖台上他们不穿运动鞋，只穿黑袜，手上戴上黑手套，当美国国旗升起，广播中播送美国国歌的时候，他俩举起右拳，表示抗议，羞辱美国国旗国歌，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抗议著名黑人牧师马丁•路得•金博士被种族主义恐怖分子杀害。这个镜头成为奥运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抗议代表性画面。
   
   
   
   
   
   另一个所有中国人都记忆犹新的画面是2004年雅典奥运上中国运动员刘翔获得冠军后，挥舞五星红旗奔跑蹦跳的镜头。他是从中国代表队领队那里接过事先准备好的五星红旗在运动场上展示的。奥运举办单位已经升旗、奏歌如仪，刘翔的行为完全是超出举办单位法定仪式之外的政治表达行为。 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节目公开介绍了这是中国队的领队（国家体育总局的党政代表）将国旗带入领奖地点附近，翻越栏杆递给刘翔去进行的宣传活动，已经不是完全的个人行为，而是党政行为。结果这类镜头成为近年来国内爱国主义宣传的经典镜头，在国内报刊和电视上不断被重复展现。按照中国的官方理论，中国所有的宣传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这类重复展示更体现了党化色彩。
   
   从历史记载分析来看，第53条第一款历来都没有得到过严格的执行。柏林运动场上如此密集的纳粹国旗和纳粹党徽是违背奥运原则的。奥运原则规定，运动员参加奥运比赛不是代表民族或国家，而是个人行为；某一个城市获得举办奥运的权利，是该城市人民和当地奥委会的事情，跟这个国家，跟该国的执政党没有关系。1936年纳粹法西斯独裁政府已经废止原来的三色国旗，改用纳粹党旗为国旗。更加大大加强了一党专制的意识形态蕴涵。柏林奥运的政治行为如此露骨嚣张，可是国际奥委会当时并没有禁止纳粹德国当局的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政治化抵制行动也没有受到奥委会的制裁，比如禁止参加抵制的国家下次参赛之类。美国运动员史密斯等人的个人行为虽然不是代表某一党政国家，却也是与体育没有直接联系的政治抗议行为，代表了美国黑人弱势群体的政治诉求。 国际奥委会没有处分史密斯等人。事后史密斯等人受到的只是美国代表队的打击和排斥，却赢得了全世界广泛的同情，尤其得到中国官方的赞许。中国运动员刘翔（还有王军霞等人）获奖挥动国旗的政治举动，也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容忍。
   
   
   
   没有受到当场阻拦和事后处分。既然如此，如果在北京奥运会上如果出现运动员或其他人员对中国人权状况、对西藏的自由表达一定的政治呼声，国际奥委会就不应该对当事人实行阻拦或处分。否则就说明国际奥委会持有双重标准。例如有的德国运动员表示，2008年的三月西藏事变震动了几乎所有的德国运动员。有的还说，要仔细探讨奥运章程第53条的内容，以便在北京期间有所表示。而北京奥运会主办部门和北京警方则对可能的意外情形作出了预先防范。这里必须提醒北京主管部门，如果外国运动员在奥运期间有一定的政治表达，中国奥委会和北京警方必须绝对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奥运期间的刘翔可以有政治表达，外国运动员为什么不能有政治表达？不仅不应该主动打击和侮辱他们，而且不可纵容满脑子民族主义情绪的愤青人物去冲击和殴打他们，绝不能让在美国、澳大利亚和韩国发生的殴打、侮辱外国公民事件在北京奥运会上重演。否则中国当局的暴力形象就会聚焦在国际视野之中。
   
   总的来说，第53条第一款已经被“默契虚置”。也就是说，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分会都互相默契，既不要求将这一条文取消，也不对个别触犯条款的人员照章处罚，是一种无为而治。希望中国当局不要一意孤行，破坏这种心照不宣的无为而治。北京领导人直到奥运开幕前夕才想起“以平常心办奥运”，恰恰证明了中国当局执政能力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