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众怒难犯，中共在处置瓮安事件的过程中，居然两次触犯众怒，把自身置于非常被动的境地。自谓“伟大、光荣、正确”的共党，向来喜欢“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次浑浑噩噩，竟两次错失“伟大”和“把坏事变成好事”的绝妙良机，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此乃做事不动脑子，行惰政、行庸政的必然。在整个事件的处置过程中，中共在惯性思维中存在重大失误，起到的是反作用，智商可谓等于零。

   　　两次触犯众怒，无异于中共当局两次公然选择了站在民众的对立面。因为事件非比寻常，瓮安事件对民心的摧残是剧烈的，影响也将会是深远的。倘使当初处置得当，不但北京城内往后的访民数量将锐减，整个基层官场的面貌也将焕然一新，中共“反腐”几十年的功效，可能还不如这次顺应民心、“接力打力”的功效来得显著。在北京奥运临近之际，中共做事还在沿用老套路，不知审时度势，乃愚不可及。

   　　谁会相信“俯卧撑”以及李树芬是“跳河自杀”这般拙劣的谎言？民众取信的是李树芬被奸杀。瓮安当局的徇私枉法，在当地引发社会公愤，本为一错，引发了社会公愤将错就错，又为一错。事态扩大后，中共当局调用大量军警对瓮安民众予以暴力镇压，对出自义愤的民众大肆搜捕，更是错上加错，事后虽然对瓮安相关官员进行了免职，但板子打得明显偏轻，非但不足以平民愤，反而再次引发社会不满。

   　　瓮安对无法包庇的事情强行包庇，导致民怨汹汹，仍“死扛到底”，最后不但弄得无可收拾，而且导致了一些“太岁爷”乌纱滑落，是为不仁不智。中共当局对义民予以残酷镇压，搜捕义民达数百人，对“土皇帝”却呵护有加，板子轻举，这不但进一步在情感上伤害了义民及其家人、邻里、亲戚、朋友、同学和全国各地的同情者、支持者，给官民双方所带来的负面心理暗示，就更是不可小觑，后患无穷。

   　　见此，全国各地的基层官员或将寻思：你瞧你瞧，瓮安事件都闹成那副模样了，责任链的末端大不了也就是免职嘛，平常横行不法、贪污腐败、欺压百姓，还有什么好怕的？事情搞大了，哪怕是政府大楼和公安大楼被百姓一怒之下给放火烧了，只要平时俺捞得勤快，腰包鼓囊，万一会被免职，也还可以安安稳稳做个富贵闲人嘛。有我党这般罩着“帮内弟兄”，就是做事再出格，也没什么大不了嘛……

   　　见此，瓮安当地民众和全国各地的关注者或将寻思：靠！类似的“自杀”事件不是发生一两次了，而是发生许多次了，百姓都闹成这样了，“上头”也还一样是偏帮狗胆包天的昏官，而且抛出做“俯卧撑”这种再拙劣不过的谎言，公然侮辱百姓的智慧到这地步，你这个党还有救吗？百姓养着你们，就是让你们这样做事，并调用军警把枪口对准百姓的吗？你们有枪就能对百姓“耍狠”啊？好，这回算你们狠……

   　　所以说，在瓮安事件的整个处置过程中，中共在惯性思维的支配下存在重大失误，不但智商等于零，而且也埋下了多种严重隐患，无助社会稳定。假使当初跳出惯性思维，能够审时度势，抛弃老套路的强权压迫和对暴力镇压的迷信思想，瓮安事件根本就不至于发展到那般状态，也不至于在方方面面搞得这般被动。不知那些达官贵人的幕僚们，究竟是干什么吃的，老是出这种馊主意，官民之间冤冤相报何时了？

   　　瓮安的昏官酷吏在众怒面前不自量力，群情激愤还要强撑下去，“死扛到底”，此乃基层“土皇帝”当久了的惯性使然，也是这个党不断丧失公正中立的立场，导致基层官员日趋有恃无恐的惯性使然。在那种情况下，瓮安的“父母官”们束手无策，竟不知如何及时有效地疏解民愤。扮演“包青天”也不会？“大义灭亲”也不会？见机行事也不会？见风使舵也不会？蠢啊，本来瓮安可以有一段“官场佳话”的。

   　　而高层对此事件的关注，竟然还是没能跳出暴力镇压的框框。可惜了，可惜了，“一箭双雕”的大好机会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当时换成这样一种方式处置：胡锦涛或温家宝赶到瓮安，一边安抚民心，一边把责任官员“拿下”，瓮安民愤顿时消解于无形，全国网民拍手称快，昏官酷吏也受到无声的严厉警告：你们看好了，做事别过头！把百姓惹急了，中央也保不了你，往后还是好自为之，好好“造福一方”吧！

   　　倘若这般处置，我相信当时就会有人激动得高呼“胡主席万岁”或“温总理万岁”，甚至会高喊“共产党万岁”，对中共的幻想也会再次萌生。可瓮安事件，处置出的却是这等局面，这算个什么鸟事？把瓮安官方还是置于相对“正确”的高坡上，把抗议民众置于绝对“不法”的泥潭里，这有利于以儆效尤吗？有利于人心的回归吗？有利于共党的更加“伟大、光荣、正确”吗？急吏缓民学不会？何谓急吏缓民？对官员严格，对百姓宽和，即为急吏缓民。任何善治的时代，一定是个急吏缓民的时代。而今恰恰相反，这世道怎不民怨沸腾、黑暗无边？

   　　瓮安当初群情激愤，表明零成本的民众监督已经到场，这种监督虽然让政府机关的脸面一时不太好看，却有利于消解社会不公和政府在处理各种事务中可能存在的不公。中共当局当时若能善用瓮安事件所具有的警示意义，那么不用再等到百姓怒发冲冠，北京城内的访民潮往后也将自然消退，而各地基层官员也不会再等到把百姓惹急了，再来确实扮演好“公仆”的角色。善用瓮安事件所具有的警示意义，即意味着中央政府在严厉警告地方政府：中央坚定不移地站在正义和人民的立场上，对严重渎职和涉嫌犯罪的官员，决不手软，决不包庇和纵容！

   　　然而瓮安事件，当局不是以适当的方式去及时有效消解民愤，而是以高压态势增进民愤，既没能以仁政姿态做到急吏缓民，展示政府方面对民众该有的包容之心，也没能善加利用这个事件，对整个社会起到一种良性的推动作用，相反处置手法简单粗暴，给官民双方带来了各种不良心理暗示，而且增加了整个事件的处置成本。总体而言，瓮安事件的处置,是远远谈不上成功和适当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

   　　　　2008-07-06（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死不瞑目第72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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