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满清王朝在走向崩解的最后岁月也曾出台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包括对巨额投资者赏赐顶戴花翎乃至爵位等。正是在王朝的提倡和支持下，许多城市出现了商会，然而在除旧迎新的辛亥革命中，大多数商会还是站在了王朝的对立面，就如原本为了捍卫王朝万年永固而创立的新军，在关键时候纷纷倒戈一般。上海工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陈英士的沪军都督府里，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等人获得民政部长、财政部长、交通部长等职位。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企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以修沪杭铁路而赢得极高声誉的汤寿潜，他们从立宪派的领袖转而支持共和，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中，分别出任实业总长和交通总长。

   1912年2月27日，有10年历史的“上海商会总会”更名为“上海总商会”。这个中国当时最具有实力的工商团体指出，求富才可以图强，那只有振兴工商，如何振兴工商，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有三条，一是商律，二是商标，三是企业注册。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之后，多次公开表态，民国要把振兴实业放在优先位置。当年秋天，工商部组织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上海总商会感到是个大好机会，专门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在会上提出设立商品陈列所、维持国货、提倡新制造工艺、由工商部拨款开办工商银行等建议。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工商盛会，除了各地商会、华侨商会和其他工商团体的代表，张謇、聂云台等人则是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在无锡创办面粉和纺织工业多年的荣德生，就是无锡商会推选的代表之一。他只读过五六年私塾，并未受过高深教育，但这次会上，他一个人就提出了三个提案，有调查，有数据，有见地，令人刮目相看。38岁的他出身平民，自办企业已有十多年，虽有成绩，却无大的起色，满清王朝的终结，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他愿意把自己多年的经验、思考奉献出来，把浑身的劲都使出来。不仅是他，几乎整个工商界都是如此。民国的破土而出，令他们欢欣鼓舞，投资办企业的制度性障碍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打心眼里认为，在新生的共和国，他们施展拳脚的舞台一定要比衰朽的王朝来得大，他们真诚地以为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机会已经降临。

   荣德生的第一个提案是推广纺织业案，纺织是当时的支柱产业。以4亿人口计，每人每年如平均用布花费半元，就需要耗费2亿元，本国所出纱布不足，只能用外国货，每年至少要上亿元。他列举英、美、法、德、印度等国的纺织机纱锭数（5000万、2500万、1000万、1000万、600万），人口仅是中国1/10的日本也有220多万锭，而地大人众的中国只有区区80多万锭，棉花大量外销，而洋纱反销，令他心痛。他算了一下，如果添1万纱锭，就可以多招收1000男女工。办厂的地方他建议选在产销方便之处。

   第二个是请选派海外实业练习生案，从学生中选择有一定外语能力又无力出国留学的，由企业出资派出国，学习先进工艺，学成回企业做技师，按级升用，事先可订立合同。此项对于企业花费并不多，又无须公家补助。假以时日，了解世界工业新工艺情形的人才就会逐渐多起来。

   第三个是兴办制造机器母厂以振起各项工业案，当时办企业，机器几乎都要向外国订购，未及兴利，就已流失基本金。所以他倡议国人尽快自办完备的制造机器母厂，购买制造机器的精良母机，办高等工业学校，派人到各国的著名制造厂去学习，要谋中国的富强，他觉得只有从这件事入手。哪怕对外借款，分期偿还也要进行。

   这次大会共有80多个提案，荣德生的三个提案都获得通过。日后的时光里，他和哥哥荣宗敬在纺织业上大有作为，申新纺织名扬天下，荣家企业不断派人到国外学习考察，吸收留学归国人才，而且自办机器厂，自造各种机器。可以说，都与他在民国元年的这些思路密切相关。（作者为独立撰稿人，现居杭州。著有《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与樊百华等合著)、《叶公超传》、《金庸传》、《百年寻梦》等，1999年以来在《书屋》、《随笔》、《东方》、《读书》、《南方周末》等数十种报刊发表一百多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知识分子问题等。）

   荣德生（1875～1952）

   又名宗铨，江苏无锡人。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1952年7月29日病逝于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