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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康德 可怜的康德
一为了了解，有时不得不看一些西人的著作，那简直是一种折磨。不仅是对翻译过来的西人著作那种曲折骜牙的翻译腔、装腔作势的学术腔颇为不耐，更令人鄙视和厌恶的是种种显而易见的错误----包括著者的思想错误和译者的理解错误。那种显而易见的错误是那样普遍，几乎翻开任何一本西人的著作都在所多有。
康德名著《实践理性批判》，很多年前就略略翻过，对其中一段话特别“印象深刻”： “假如一个人仅仅依据个人利益的观点确立他的行为原则，那么，你或许找不出任何反对他那种行为方式的理由。我们假设，有人向你推荐一位你尽可以信赖的管家，为了增强你对这个人的信心，他吹嘘说，被推荐者是一位能清楚地把握自己利益的谨慎的人，不会放过任何能促进实利自己利益的机会；为了避免你产生被推荐者粗俗自私的印象，他便赞杨他生活志趣高雅：不以金钱增值、轻浮放荡为目的，而以扩展知识、广交良友、甚至好善乐施为快乐。至于他对待手段（它的目的自然是获得价值）的方式则没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他知道他可以稳妥地、不会被人发现地使用别人的钱财，那么，他肯定会那么做的，就好象别人的东西都属于他自己一样。对于这样的推荐，你肯定会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否则他一定是失去了理智。道德和自爱之间的界限可谓泾渭分明，一清二楚，以至于对一种行为究竟属于两者之中哪一种这样的问题，连最普通的人回答起来，都不会出什么差错。”（《康德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7、1第一版）
这一大段话，错漏百出，没有几句是经得起推敲的，当时读后那种轻蔑感延续至今。这里只拣重大的、主要又拣理论上的错漏略予指出。
二首先，“道德和自爱之间的界限可谓泾渭分明”。当时以为这里的“自爱”应是“自利”的误译。因为所举的例子中，那个“有人推荐的管家”的品行与“自爱”二字是一点边也沾不上的（不，可以从负面沾上边：那种人品是最不“自爱”的）。
但是即使“自爱”是“自利”的误译，“道德和自利之间的界限可谓泾渭分明”这句话在理论上也是完全不成立的。自利利他密切相关、一体两面，利他当然道德，自利只要不损失，也符合道德原则。这在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中是“连最普通的人”都知道的。关此，多篇枭文论之已透，不赘。
“如果他知道他可以稳妥地、不会被人发现地使用别人的钱财，那么，他肯定会那么做的，就好象别人的东西都属于他自己一样。”这种品行，说是“自利”，也是比一般自利行为更加过火的“特殊的自利”，是损人的自利。故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道德和损人自利之间的界限可谓泾渭分明”。可是这显然不是唐德的原义。
后来发现，这句“道德和自爱之间的界限可谓泾渭分明”未必误译（即使是误译，也是普遍的误）。何怀宏《现代伦理学：在康德与卢梭之间》一文提及“至于在自爱和道德之间，更是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见《实践理性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可见康德是认为“道德和自爱之间的界限可谓泾渭分明”的。
连自爱也是道德的体现、自爱与“爱他”具有统一性都不懂？不道德的人，焉知自爱？不自爱的人，谈何道德？这类问题，“连最普通的人回答起来，都不会出什么差错”，作为德意志民族智慧代表的康德，居然将道德与自爱“泾渭分明”起来，岂止一般地粗陋浅薄而已？简直愚蠢！这才真是在“开玩笑”---“否则他一定是失去了理智。”
三康德思维不仅一根筋、两极管，而且明显地混乱之极。例如他说：“假如一个人仅仅依据个人利益的观点确立他的行为原则，那么，你或许找不出任何反对他那种行为方式的理由。”
这句话本身没有大问题。“依据个人利益的观点确立他的行为原则”即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作为学说可以被批评，利己行为只要法律许可、不损人，他人确实“找不出任何反对他那种行为方式的理由”。可是，康德下面所举例子中的管家，不仅是正常的利己行为，是损人利己，是偷窃（“不会被人发现地使用别人的钱财”），怎么会“或许找不出任何反对他那种行为方式的理由”？论据与论点不搭界嘛。康德自己后面说了，“对于这样的推荐，你肯定会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否则他一定是失去了理智。”这不又自相矛盾了么？
还有，这一段话语言上的重复、罗嗦、幼稚、混乱乃至矛盾（有些是译者水平问题），一个识字的正常人都能发现，这里就不一一指出了。总之，这一段话不愧是西哲思想的粗陋浅薄与中国学者翻译者低劣无知的“经典性结合”。
象利已利他、唯心唯物、性善性恶等诸多哲学问题，在中华文化中本属于常识性或早已解决了的，在西学中却扯来扯去扯到十万八千里外仍扯不清楚，甚至错得一塌糊涂。那些开口康德、闭口康德的中国知识人，可谓捧着金饭碗到思想丐邦去乞讨。
能说出“唯吾上者灿灿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的话，在西方是很优秀的学者了，但以中华文化的标准衡量，康德哲学仍是贫困可怜的。康德的可怜不仅在于自身浅薄粗陋，还在于这样粗陋浅薄的思想进一步遭到不良译者的糟踏，变得更为丑陋不堪。呜呼！2008-7-22东海老人东海老人首发《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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