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利己主义批判 /东海一枭(余樟法)

利己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性质大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可以容纳利己主义却不等于利己主义，儒家为什么同时反对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其人性理由和政治理由何在，这种种问题我已分别在多篇文章中予以透析（在文尾特辟一节，澄清利他主义之弊）。这里要警示的是，不要把利己主义者当作自由民主人士，更不宜将利己主义视为民主自由的核心理念乃至“指导思想”。

二、为何不宜首先要说明，利已主义作为个人生活哲学尽管不好，却也不坏。杨朱“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自私自利，但是“悉天下以利自身，不取也”，绝不坑害他人。所以在一个法治健全、制度良好的社会环境，人人都是这样的利己主义者，不会造成什么恶果。

如果世界上没有坑害他人的坏人、坏势力的存在，没有专制主义特权主义的存在，如果特权阶级主动还权于民、全社会人人都能做到“绝不坑害他人”这一点，那么，人人都是杨朱，又有何妨？那真可谓没有圣贤也没有盗贼，天下太平了。

但是，这个“如果”前提是虚设的。自由人士的出现，正是为了把这个“如果”变成初步现实（之所以说“初步”，是因为民主成功之后，社会仍然会出现坑害他人的坏人、坏势力，民主制度仍有待于不断完善）。

在此之前，利己主义绝对不宜提倡和弘扬。因为利己主义不仅严重缺乏反对专制特权的主动性、严重缺乏追求和建设良好制度积极性，而且对于民主自由阵营不啻为一种主动的道德缴械，在一个“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社会，利己主义者简直是“率兽而食人”者的最好的思想帮凶------尽管无意的。

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闭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此言至今听来，依然声若洪钟，极具现实意义。而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利己主义的危害又远远大于利他主义。借用孟子的话说，不锈钢老鼠之道不息，东海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正方便专制主义率兽食人也！

职是之故，自由主义和当代儒家对利己主义，只要其行为不触犯法律，就可以也应该容纳（当然不赞同），但在义理上则不能不予以剖析和清算。

三、重大误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都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是它们的相同点。但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的“个人”，除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还指向并程度不同地关注他人和社会的“每一个人”，利己主义的“个人”则完全局限于自己，只自找门前雪，此外哪怕“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都与他无关，甚至正好当作风景欣赏呢。

也可以说，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者对民众、社会的关爱程度不尽一致，但必有一定的关注，其“心”冷热程度不同，但绝不会零度；而利己主义者则是完全地心里是没有热气的，眼里是没有他人的，偶尔做了利于他人和社会的好事，不是出于“本能”，就是属于“客观”。

无意识的利他行为当然值得欢迎，但对于一些公益事业尤其是象民运这样特殊的公益事业参与者也说，利他行为诉诸于本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只有先知晓事物的当然之则，才能更好地做出合乎当然之则的行为，人们的道德实践不应该是一种缺乏思想和真理指导的盲目行为。

不锈钢老鼠曰：余杰还是太把见布什和维权民运当回事了，帮别人擦屁股。又曰：基督徒就是老把道德责任当回事，让人头疼。姑且不说余杰拒郭是否太把“维权民运当回事”，是否“帮别人擦屁股”（“太把见布什当回事”与“把维权民运当回事”可不是一回事。正如南宫左回复：余杰未必帮别人擦屁股，老鼠你倒是在帮余杰擦屁股。）“不把道德责任当回事”正是利己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

如果错认利己主义为民主自由的核心理念与“指导思想”，民主自由运动欲不阵营圈子化、社会边缘化、心理阴暗化、道义资源沙化，从而“从失败走向失败”，不可得也。遗憾的是，这种“错认”其实海内外自由人士、民运领袖中已相当普遍，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思想误区。

恕我直言，撇开错综复杂的外部、客观、国际国内各种因素，十几年来，民运（狭义而言）愈趋愈下愈搞愈边缘，与道德的衰微和文化的真空大有关系，与“指导思想”的颠倒错误大有关系----自由主义被暗中导向了自私主义、利已主义乃至本能主义，以致自由阵营几乎成了文化难民营和道德盲人营。

如果这个“主观”上、思想上、阵营内、根源性的问题不予重视，不能解决，仅靠远距离肤浅地、偏激地甚至不实不诚地骂骂专制主义，只怕于专制毫发无伤而自己则彻底衰微成一团臭气哄哄的散沙矣。广义而言，民运必胜。但在利己主义神本主义等明里暗里的导向之下，狭义的民运正在走入一条不得人心、大违正理的死胡同，再这样下去，必被中囯人民轻蔑和抛弃！

不锈钢老鼠个人选择并奉行利已主义哲学，甚至借此冒充自由主义，都是她自由，但澄清两种主义的本质区别，则是有识之士的责任。借此机会，我要对她的思想持支持、拥护态度的自由民主人士猛喝一声：此路不通！（当然是就“自由民主的事”而言了。）

四、知同知异我在《切莫源头混清浊，宜将枭眼察秋毫！-----再训秦晖诸君》中曾强调：一种学说根柢处的丝毫偏差，在实践过程中就会影响悬殊甚至产生严重后果。

要汲长摄优，首先要析微辨精，明其短劣之所在，才不致受到误导，才能够借鉴使用。在这方面，学者当具一双明察秋毫的鹰眼，来不得半点马虎。宋朝大理学家程伊川先生早就尖锐指出“大凡儒者学道，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有人问韩愈的读墨篇怎样？他答道：

“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谨严，便有不是处。且孟子言墨子爱其兄之子犹邻之子，墨子书中何尝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大凡儒者学道，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杨朱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教不知谨严，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爱，与墨子同，则甚不可也。后之学者,又不及杨、墨。杨、墨本学仁义，后人乃不学仁义。但杨、墨之过，被孟子指出，后人无人指出，故不见其过也。”（《二程集》）。

异端小道，必有可观。古今中西各家学说、“主义”及宗教教义，包括很多歪学邪教在内，都不乏合理的、好的一面，都有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别说利己主义中的个人权利本位思想值得借鉴，便是恶名远扬的法家学说、马克思主义等，何尝没有可资借镜之处？只不过，在汲取和利用之前，必须析微辨精。明其优劣才能汲优汰劣、知其同异才能存异求同。

汲优汰劣也好，存异求同也好，都应以仁为本、立足仁本。《金刚经》曰: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一切思想理论体系都从属于一个总系统，都是从中分化出来的，每个体系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只有一个是最适中、最符合条件而具有最高真理度。就“本体界”言仁本主义是总系统，在现象界（人类所有意识思想，皆属现象），作为一门学说体系，仁本主义则是最适中的。（关于仁本主义要旨，请详见枭文《仁本主义大纲》，兹不赘）。

五、利他主义对各家学说在汲优取精为我所用时，还有个切不切理、契不契机、合不合时的问题。例如利他主义，不能说不好----按常理衡量，简直太好了、好过头了。问题正在“过头”二字。过犹不及。好过头了，反而不好了；仁过头了，反而不仁了（仁要合宜，过了，就不宜、不义了）。利他主义中集体主义精神、天下本位思想和勇于奉献精神与儒家都有相通之处，却遭到儒家的严厉反对，就是因为过了。

利他主义主要有两层错误。首先，从理上讲，不符合人类之本性。人的本性是利己利他的圆融统一，不能分割、不可或缺的，利己作为人性的一翼，利已本能发而为行为时，只要不损人，就是善的（从更高的层面上，只要不损人，一切利己行为都是间接地利他、利世的）。利他主义只强调利他而忽略利己，就出偏了。这是儒家反对利他主义的人性理由。

墨家的利他主义还好些，毕竟有部分的真理性（局部合乎本性），故墨家利他主义道德上从内心“养”成、行为上从自我做起。中共的利他主义则毫无人性依据，其提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道德，是完全无根的（理由详见《马克思的无知》）。因为唯物主义、斗争学说，无法培养出真正的道德来。“杨墨，学仁义而失之者，则后之学者有不为仁义者，则其失岂特杨星哉？”（《二程集》）。

其次，从事上讲，有违于中庸的原则。尽管利他主义不够合乎本性切乎真理，作为个人生活哲学，纵有损于己，却无害于人、无害于社会，但如果作为政治性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将高道德求之民众和社会，恰是最不道德的政治，拔苗助长，就容易出大问题，导致社会道德普遍虚伪化是难免的。这是儒家反对利他主义的政治理由。一种学说根源处的小小偏误，如果付诸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往往差以千里，终至于不可救药。

到了未来群龙无首、人人君子的大同时代，利他主义也好，利己主义也好，倡导什么都无所谓（也没效果，因为人人都知生命本质是良知，良知是利己利他一体的），但在非常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利他利己两大主义都是既不合理又不不合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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