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教会在中国宣教的先驱(二)
   杨爱程
   
   中文圣经的问世
   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圣经译成现代德文，从而让每一个德国信徒，都能够直接通过神自己的话语，来寻求神的真理。后来的宗教史家都一致认为，这一点正是宗教改革运动对西欧，乃至全世界的近代化产生强烈冲击的地方。现代民族语文圣经的出现，打破了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对圣经真理的垄断，使普通信徒不再单靠神父们的解释，就可以凭着神所赐的悟性来领受神的旨意。其结果，就是欧洲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它不但使普通信徒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思想禁锢，也使欧洲的宗教信仰和学术思想，从中世纪的封闭状态中解脱出来。席卷整个西欧的民主化运动，也可直接追溯到现代民族语文圣经的广泛传播。

   
   因此，新教(更正教)宣教士，禀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这一传统，每到一地，必先将圣经译成当地当时的通行语文，好使当地人直接从圣经中认识上帝和祂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这一点，正是他们为当地人民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在中国也是这样，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就是更正教宣教士奉献给中国人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最早把部份圣经译成中文的，是远在唐朝的景教宣教士。据考证，唐代景教译本有《阿思瞿利容经》(福音书)、《传化经》(使徒行传)、《宝路法王经》(保罗书信)、《启真经》(启示录)、《浑元经》(创世记)、《牟世法王经》(摩西书，可能是出埃及记)、《多惠圣王经》(大卫王的诗篇)，等等。这些译本虽未能流传下来，但仅从标题的译法看，就知道受了佛教用语的很多影响。咋一看，几乎分辨不出是基督教的圣经，还是佛教经典。
   
   除景教外，天主教宣教士也翻译过部份或全本的圣经。最早的中文圣经，出于十六世纪在中国宣教的耶稣会修士之手。
   
   马礼逊于1807年来到澳门后，由于满清政府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他一时无法进入中国本土。但他一点都不气馁，相信神必定会为他开路。所以，毫不迟延，草草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开始学习中文。很快，他便决定亲手翻译圣经。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后期到达澳门的同工米怜(Milne)的协助下，终于在1819年完成了全部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并于1823至1824年间出版。
   
   此外，英国浸信会派驻印度的宣教士马士曼(John Marshman)，也想着要为中国人准备一本圣经。他和一位担任澳葡政府翻译官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er)一道，花费了十六年的功夫，于1822年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中译本。后来，又有英国圣公会宣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德国宣教士郭实猎(又称郭立士)(Karl Fariedrich Gutzlaff)、美国公理会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合作翻译，于1840年前后完成的全本圣经，其中的新约部份题目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经太平天国删改后采用作钦定经书。
   
   到了1853年，又出版了米怜、麦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马儒翰、裨治文、理雅各(James Legge)和克陛存(M. S. Culbertson)等人合作修定的所谓「代表译本」。由于参加者对神的名称有分歧，因而出版了「神」版和「上帝」版两种不同的译本。
   
   1890年，上海在华宣教士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准备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并于次年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文理(即文言文)、浅文理和国语三种译本的翻译工作。其中，「浅文理译本」于1904年出版了新约部份，「文理译本」于1906年出版，而于1919年出版的《国语和合译本》则成为最受欢迎，也流传最广的中文圣经译本。至此，「神的话语」正式成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无法忽略的组成部份，默默地发挥着净化心灵，匡正世道的功效。 (首刊于《真理报》2001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