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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渡政府第六次新闻发布会纪要

中国过渡政府为在地震中罹难的民众降半旗以示哀悼
中国过渡政府第六次新闻发布会纪要
(2008年6月30日 星期一)
伍凡:各位记者朋友、各位网友、中国的乡亲父老,你们好!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有几个重大的事情,一个是贵州瓮安县发生了因政府包庇杀人犯而引起了上万人的抗暴,焚烧了县政府、公安局和警车,这件事情是现在中共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个等一下会讲到;第二个是明天是中共的“党庆”,既它所谓的生日,这个会引起大家很多的联想。共产党究竟是生日到了还是死日到了,它是要走向死亡还是能解脱困境,这个问题等一下也要谈,这两件事情是比较引人关注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赖斯到北京进行旋风式的访问,谈朝鲜核武问题和津巴布韦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会点到这些与中国有关的国际问题,看看中共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以及美国的立场。7月4日马上到了,海峡两岸的航空飞行要马上展开,这又是一个话题,这些事情等一下会想大家详细地通报。
一周事件回顾——
1 关于瓮安抗暴
唐柏桥:瓮安民众的抗暴事件是过去的一周发生的头等大事,一名女中学生遭到奸杀,其家人和同学抗议的时候却同样遭到了杀害和镇压。这件事情的性质非常简单,就是中共当局极为恶劣的执政手段和落后的政治管理体系造成的恶性事件。由这起事件可以看出,中共的制度已经不适合管理中国社会。现在的法律完全不能为死难者主持公道,死者的家人抗议的时候也遭到了打压,其叔叔被打死,激起了民愤。游行示威这种完全合理的抗议方式被扼杀,当地中学生游行时多人被警察打成重伤,每一步都彰显了中共管理体系的恶劣和做法的卑鄙。民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绝地反击,焚烧了县政府和公安局大楼。我们认为,民众有抗暴的权力,有推翻政府的权力,如果民众不是被逼到了绝路,不会作出这样激烈的举动,这是官逼民反!同时,我们也认为这是一起很遗憾的事件,因为我们最希望的是避免事件发生、避免发生损失、避免牺牲。但有些事情是事与愿违的,如果中共当局采取正确的方式对待,民众在讨还公道的过程中就可以避免伤亡。过渡政府对瓮安时间已经发表了一个声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网上查找。
另据最新消息,被奸杀的女学生的家被抄了,当地民众也被当局逼迫认同死者是落水自杀的,并被要求签字同意、做伪证。这是更加恶劣的做法,这样做的政府完全应该被彻底推翻!这是开展群众运动,是极为荒唐和卑劣的事情。所以我把这个信息传达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共当局在做什么事情。
二. 股市问题
唐柏桥:股市问题是经济问题,但在中国必须把政治的因素考虑进来,包括社会动荡、天灾等,比如最近发生的瓮安事件。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中国的政治动态以及民间发生的大事,以对股市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提问者1:最近网络上在流传遇“8”不祥的事情,明天是“七.一”,加起来也是“8”,能不能预测一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唐柏桥:这种现象背后的问题我们不能妄加评论,这是一个玄学的问题,我们都不是玄学大师。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智慧,百姓也不不缺乏这方面的智慧,大家可以去思考。
提问者2:请问过渡政府如何能确保“军中声音”成功采取军变?如何确定“军中声音”的身份而不被中共特务破坏?
伍凡:《未来中国论坛》和过渡政府的建立跟“军中声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个阶段他们一直保持沉默,我认为他们在寻找时机采取行动,军事行动我们不便干预。“军中声音”跟我们有两年的联系了,他有任何变动我们会知道、会有感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什么现象,所以谈不上被中共破坏。
提问者3:中共在国外存有大量外汇,一旦中共下台,过渡政府能否收回这些“党产”?
唐柏桥:这个问题要跟国际社会合作,建立相关的引渡条约。另外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太子党”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具有影响力,防止中共的势力死灰复燃。
伍凡(补充):大约在上个月,美国政府通过联邦调查局在美国的媒体发出消息,要对中共的贪官采取行动,要大家举报。现在中共快垮了,大家都很关心这些财产的去向,未来的政府一定会跟各国协商、达成协议,商讨怎样处理从中国流出去的财产。现在虽然还做不到,但以后会把合法的国家财产变成私人的非法财产的过程通过银行记录等途径调查出来。这些事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一定要做,因为共产党垮台后中国非常需要钱。存在外国的外汇一定要保持住,另外很重要的是把国库的钱通过与外国的经济合作转变成私人财产的钱,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一定要和各国政府协商、达成协议,会有一条路子走出来。
提问者4:请问过渡政府对胡锦涛有没有具体的起诉措施及对其采取高压的办法?对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有没有具体的起诉措施和采取高压的办法?
唐柏桥:要过渡政府现在具体来谈这个起诉的事情和措施,应该还是为时尚早,但是过渡政府的意向应该是很清楚的,一系列的文件和宣言都提得特别的清楚。我们有几个定位,决定了过渡政府一定会起诉中共的党魁和刽子手。不管是1989年镇压民运,还是1999年镇压法轮功,还是今天在贵州瓮安县进行镇压,还有就是镇压四川的“汶川母亲”,镇压地下教会、西藏同胞等等,作为罪魁祸首、直接参与指挥和指示的领导人,都会对其进行相关的追究的,这个大的前提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上一代的党魁,在1989年以前的,以及江泽民这一代还有胡锦涛之流的,这些党魁是不可能不追究的,因为你是具体的事件的负责人,就比如说要追究镇压四川的“汶川母亲”的相关的省委书记、公安厅的厅长等人,那你要是不追究现在的胡锦涛,怎么能使天下信服呢,所以这是不可能事情。
就像当年东德,东德最后一个党魁是昂纳克,东德垮台以后,对那些参与枪杀向西德逃亡、寻求自由的人的士兵进行了起诉,而对昂纳克也要起诉,你要起诉士兵而不起诉昂纳克,那么士兵就会感觉到很冤枉的。但是为什么还要起诉那些士兵呢,当时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例,你本着良知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还是执行了上面的命令的话,照样可以追诉你,这是按照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来处理的。就像在有些地区,在屠杀父母,那你会去杀吗?你就是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你也不会去杀你的父母,本着人类的基本道德良知,你不会去做的,如果你做了,那么即使是受到胁迫,同样也要受到刑事处罚。
那些罪魁祸首,胡锦涛、江泽民之流的,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胁迫,他们被追究那是不会有争议的。所以,具体的如量刑,从哪个角度起诉,就像伊拉克的萨达姆一样,他被人从地洞里挖出来以后,审判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大量的证据呈现出来,大量的事实呈现出来,实际上是对国民、对全世界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所以,我想将来要审判这些人的话,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不会一下子就有结果,对于这个问题,过渡政府以后会根据自身的条件逐步的出台一些具体的办法,也希望各位能够集思广益,提供一些思路,这个问题先谈到这里。
伍凡(补充):起诉这些党魁们,那是毫无疑问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在这之前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对毛泽东以及整个共产党进行批判,尤其是要把毛泽东批倒、批臭,这之后他下面那些人以及他们的子孙们、喽罗们就非常容易处理了。但是现在毛泽东还没有被批判,他还象个“神”一样被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把毛泽东批倒之后,人们思想解放了,那么对整个共产党处理就容易了。就像当年赫洛晓夫带头批判斯大林一样,整个苏联走向解冻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对江泽民、罗干这一批人包括胡锦涛,我想一定会批判的,并且要处理。我们要把时间放得相当长,就像东欧及苏联中共解体事件,已经20年过去了,但有的国家现在才开始立法,象波兰、乌克兰,他们要从所有的现在还在世的政府官员里面,统统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去,并且要对那些已经死了的有罪恶的人要进行审判,给他们定罪,即使走到世界各国也要追究,东欧给我们创了一个先例,它们已经走在前面了。
第三点,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着起诉中共党魁和官员的事情,这个工作有谁在做呢,法轮功学员已经在做了。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很多地方已经起诉了江泽民、罗干、包括薄熙来,已经起诉了好几年了,但是由于共产党现在还在当政,世界很多国家还要看待他们的各种国家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所以对于这件事情,还挂在那里。起诉江泽民的已经有十几个国家了,包括台湾都起诉了江泽民,香港也起诉了江泽民,并且当地的法院都已经受理了,可见这件事情正在进行中间,他们是从法轮功学员的角度来起诉,今后中国的老百姓应该利用更大的空间,从政治角度、经济角度、国家主权角度,从反人类罪这些角度全面的起诉他们,我相信这些刽子手们,这些党魁们一个都跑不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恶迹、罪行都记录下来,用文字的、录像的、录音的统统都记录下来,起诉委员会已经好几个地方都有了,把资料都准备好,一旦新的政府成立了,中共中央倒台了,这是重大任务之一,我就补充这一点。
提问者5:过渡政府有没有组织国内有效的抗议和暴动以给中共施压?
唐柏桥:是不是需要组织国内有效的抗议这是我们过渡政府首要的任务,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果一场全民运动、一场民主运动要想掀起一个高潮的话,我们过渡政府,作为民主运动的领军集团之一,如果我们不考虑如何去发动全民抗争,就说明我们是失职的,没有做我们该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去发动抗议和大规模的抗争,这里面就有一个对事件处理的技巧和评估的问题,就是要做到伸张有度,尽量的减低牺牲,同时争取最好的效果和最大的成效。
我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在场的朋友有没有读过曼德拉写的《漫漫自由路》,这本书里提到了一个事情就很受启发。当年南非有一个反种族歧视的民族议会,他们有两派在谈一个事情,要不要发动全国的纺织工人罢工。当时他们和白人的种族政权对抗的非常厉害,一派认为不应该,另一派认为应该,认为不应该的一派的理由就是如果发动了罢工,没有40%以上的纺织工人响应,那么少数响应的人就会成为牺牲品,定会付出代价的,同时还牺牲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比如只有10%的人参加,另外90%的没有参加,那么罢工就没有意义,整个国家机器照样运转,而那些选择罢工的首先就是没有收入,而且还有面临被开除的危险,因为一个工厂换5%、10%的工人并不难。但是如果有40%或者50%的人参加罢工了,那么这个国家机器就要瘫痪了,这样参加罢工的人,因为法不责众,他们也不会被追究和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这个评估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们还是发动了罢工,要求举行罢工的人数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是议会里占有主导权的几个人。罢工以后,事实上有70%的人参加了罢工,从此以后号召罢工的人就奠定了他们在民族议会中的领导地位,因为他们对形势判断的比较准确,很多人对他们比较信任。但是这个判断需要相当大的风险,如果他们顶住多数人的意见去做,而罢工只有少数人响应,那么这些人很可能从此就失去了话语权和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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