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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泪”从何来？ 昨撰评余秋雨文，意犹未尽，因为续。
余文题目以“含泪”开头，这里面的“泪”，煽情而虚假，不妨略加剖析。
如所周知，“请愿灾民”家破人亡，尤其独生子女葬身校舍废墟的众多家长，本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最长三分钟、最短几秒钟的地震中，其希望所系彻底破灭。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这些父母的哀痛，无与伦比，堪称惨绝人寰。
因此，家长们以法律行动向官府讨一个“说法”，实属天经地义，获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对其家庭悲剧，鲜有不恻然动容者。
但如果以为，余秋雨为此洒下同情之泪，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含泪”云云，煽情而已。毕竟是卸任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妻子又份属名演员，耳濡目染，有需要时眼眶中挤出几滴液体，是难不倒这位文化名流的。
倘问，余氏何以假惺惺地来这么一段即兴表演呢？实在是形格势禁，舍此别无良策，情非得已也。
须知面对绵竹、德阳两市数百“请愿灾民”，以及都江堰等地遇难学生家长，即使历来以“伟光正”自居，以“三个代表”自命的北京当局，也不能不放低身段，口出温言，一再承诺调查真相，“严肃处理”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
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雷声大，雨点小”。尽管来自什么中纪委、教育部等的指令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底下的县市父母官却心领神会，采取“拖”字诀，企图以时光的流水冲淡罹难学童身上的血痕，然后象征性地作出若干“赔偿”，封住一众家长的嘴巴，使事件“私了”。从而“一床锦被遮盖”，豆腐渣工程以“查无实据”结案。
由于地方当局软硬兼施的表演，包括一名市委书记，一名常务副市长的下跪，都无法阻挡正义在手、悲愤在胸的家长上街请愿，余秋雨遂“破门而出”，摇唇鼓舌，为当局解困。
以余氏之聪，当然明知此乃吃力不讨好的举措，甚至早已预计到自己将成“过街老鼠”，为减低“情愿灾民”的敌意，便实行套近乎，先将眼圈抹红，声线压低，装出一副“热泪盈眶”悲悲切切的样子，“劝告”对方小心，勿受奸人“利用”。
不过，虽然余秋雨粉墨登场，如此卖力地演戏，以同情与关心灾民的假面目示人，到底逃脱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也堵不住公众悠悠之口。其丑恶表演，必将使之被捆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人唾骂不已。
提到历史，想起文革期间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叫做“历史常常惊人地相似”。余秋雨这回使用的手法，便师承了“三。一八”惨案后若干学者文人的伎俩。这正应了鲁迅的说法：“老谱将不断袭用”。
例如，当年刘和珍等47名徒手情愿的学生和市民，惨遭段祺瑞政府杀害甚至虐杀后：
“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75页）
“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同上）
而这次余秋雨则是能者多劳，一身二任，连八十二年前“段政府”的角色也不偏劳别个，由他一起扮演了。他虽然不敢赤裸裸地指责“徒手请愿”的“灾民”是“暴徒”，但请看他在《含泪劝告灾民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一文中，开宗明义的这段描写：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情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
这里余秋雨采取了对比写法，“警察们”用“温和的方式”，“家长们”却不听劝谕，“情绪激烈”。“激烈”到什么程度呢？余没有说，只是紧接着断言：久无借口的媒体得以“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
末尾的话极为恶毒，一是暗示“家长们”不“温和”，即粗暴；二是把新一轮“反华宣传”的源头硬栽到“家长们”身上。
很明显，上述第一层意思等于指“家长们”的行径迹近“暴徒”！
第二层意思其实比“受人利用”更重，等于指控他们为反华媒体提供了弹药。
由此观之，余秋雨青出于蓝胜于蓝。他比散布流言诬陷刘和珍等“三。一八”遇难者的北洋军阀帮凶文人，手段更为高超，用心也更为险恶得多。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结尾写道：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
出于鲁迅意外的其中一点：“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
余秋雨“竟至如此之下劣”，肯定也使广大读者有出于意外之感。
告诉你，余秋雨：请愿灾民的孩子死不瞑目，即使日后“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都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他们“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仍然不能安宁，更不会“成了菩萨”“佑护中国”。
因为，这些花样年华不幸夭折的冤魂，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即使他们以德报怨，其幼小柔弱的肩膀又如何能够担负“佑护中国”的如山大任呢？
至于“请愿灾民”，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死于非命的孩子讨回公道，这正是体现了“主人的身份”，是对公仆们的有力推动与监督。
对于他们合情合理合法的行动，理应给以声援，而不是如余秋里那样，跳出来“横生枝节”，说一大通似是而非的高论。
“以生命的名义”，制止余秋雨的谰言。炎黄子孙，人人有责！
（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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