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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传“圣旨”与圣火传递——解读《拟〈中共中央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俗称“红头文件”，等于辛亥革命之前我国历朝的“圣旨”或“诏”。
虚拟中央文件，即假传圣旨，亦称“矫诏”，在古代是要杀头的。当然，若手下有兵马，又作别论。例如《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曹操假传汉献帝旨意讨伐董卓，得到各地封疆大吏响应。他不但没掉脑袋，还由此迅速崛起。
笔者并非曹阿瞒，一介书生，无权无勇。此次敢于拟就红头文件，不怕项上头颅不保，全拜香港“一国两制”之赐。而动因则基于为党分忧，为国献策也。
事缘日前由电视目睹圣火在乌鲁木齐传递，但见此一百余万居民的西陲大都会，路旁冷冷清清。画面转到当地市民家中，一位汉族中年男士向记者表示，尽管很想上街亲睹圣火传递的罕有盛事，但当局通知留在家中收看电视直播，言下甚显无奈。
其后从网上得知，当天获准亲炙圣火的上百名幸运儿，维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的火炬手仅占45%。而在这十六个民族共居的中国最大省级行政区，维族逾800万，超过总人口半数。汉族才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尽管新疆号称“维吾尔族自治区”，但自毛时代以来，近60年中基本上一直由中共的汉族高干掌控实权。包括维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干部，纵使不是花瓶，甚至担任单位正职，也不能在其主管范围内真正做主。
例如，文革期间林彪事件后，维族的赛福鼎以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身份，一度兼有“四个第一”的头衔，即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真是冠冕堂皇，声名赫赫。
然而，实质上赛氏虚有其表。因为兵权在军区司令员杨勇手上。杨是胡耀邦的表哥，长征干部，曾任志愿军司令员，军衔上将，在党内军内的威望是1949年才加入中共的赛福鼎中将所无法比拟的。
何况同样资深的汪锋很快就从天而降，出掌新疆党务，汪虽非汉族（属回族），却意味着赛氏作为当地主要民族的领袖人物，连象征性的“一哥”地位也不保，完全沦为摆设。
此种维族人不能主宰自己区域事务的局面，堪称六十年不变。此次亦不例外。圣火在新疆首站、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传递的仪式，唱主角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从电视上看，似乎身为维族人的自治区主席根本没在主席台上露面。
只有次站南疆的喀什算是维族人为主。第三站石河子属军垦居民点发展而成的中等城市，五十万人口中汉族占绝大多数。末站昌吉乃回族自治州首府。较昌吉人口为多，经济地位也更重要的伊宁，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却无缘列入传递路线，哈族人不知作何感想？
其实，即使有幸名列圣火传递城市，可在近距离内目击者也只是极少数。比如石河子就将“啦啦队”跟其他市民分隔。前者是经过挑选被认为可靠的，后者虽躬逢盛事一心捧场，却仍被阻于特别的界线之外，非但不可即，连望上一眼都不易。有个小女孩向记者倾诉，谓其母尽力将其高举，仍无法看清圣火模样。
总之，当地民众怅然若失的心情溢于言表，令人慨叹。凡此种种，可称“望火兴叹”！
笔者自问深明大义，洞悉当局生怕圣火传递遭人破坏，更怕造成人命伤亡，故小心翼翼，如临大敌。至于因此使民众难以亲睹圣火庐山真面目，实在情非得以，毕竟人命关天也。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代拟《关于圣火传递的紧急通知》，大胆建言，以求两全其美。既可确保余下行程之安全，又能使更多民众大饱眼福。
要而言之，乃从当年伟大领袖乘敞篷汽车，检阅数百万红卫兵的旷世壮举得到启发。故将火炬手的地面跑步交接传递，改于大型卡车上进行。
如此一来，闲杂人等自然无法接近圣火，且速度可随意调节。如遇恐怖分子袭击，大可启动紧急预案，将卡车时速骤然加至百公里以上，瞬间驶离现场，以保无虞。此其一。
再则为防疆独、藏独及法轮功分子滋扰，圣火传递当日应如常上班上学，以便各单位对所属人员严加控制。啦啦队则由少先队及退休老工人充当，夹道打气，为火炬手加油。其余市民应仿效乌鲁木齐做法，一律留家看电视可也。此其二。
由于四川地震灾区余震不断，传递时间押后。具体方案由省委草拟，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负责指导。火炬手可增加新近提拔为某公安局政委的喂奶“警姑”。护卫可添加德阳市委蒋书记、绵竹市张副市长。他们可跪于卡车两侧，大张双臂，以收阻隔请愿家长之效。
此外，刘小桦小朋友可作为灾区儿童代表，在宋祖英同志陪同下，坐于驾驶室内感受“动人气氛”，以体现我中华民族之“大爱”。此其三。
四是拉萨传递安排“按既定方针办”。境外传媒记者当天准许留下，但采访范围限于所居酒店，以策安全。
五是首都传递。可聘请余秋雨、王兆山与郭松民三位为特别护卫，全程保护圣火。如有爆炸之类事故，郭松民定可第一时间跳出来，舍命护圣火。待灰飞烟灭，余秋雨将成菩萨，在阴间扶持圣火及奥运；王兆山则如愿以偿，乐颠颠地赴黄泉路“幸福”去也。
位卑不敢忘忧国。奥运安全，匹夫有责。谨以至诚，慷慨陈词，耿耿丹心，天日可鉴。
（0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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