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经过这次地震，中华文明必将开创一个以生命、人性、至善、大爱为主轴的新时代。有了这个主轴，其他问题都好办了。”
   这是余文《感谢灾区朋友》的结束语。其中，被列为中华文明“新时代”主轴的四要素，依次是：生命，人性，至善和大爱。这点倒不无新意。
   换句话说，中华文明的“旧时代”缺乏此四项要素。如果将“旧时代”理解为始于1949年10月中共建政的“毛时代”，那么，余“大师”可谓言之不虚。
   如所周知，毛时代以“权”为“重中之重”，即所谓“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百姓“生命”根本无足轻重。
   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声称：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新世界，中国6亿人死一半也不要紧，还剩3亿人照样建设共产主义。如此以人命为草芥，令在场的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领袖目瞪口呆。显然，他的“新世界”无非是一党专政的极权社会，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

   “人性”更早在1942延安文艺座谈会就被毛彻底否定，他只强调“党性”。最强的党性是盲从和迷信其本人。什么母子之亲，儿女之情，全都划归“资产阶级思想”范畴，要受批判。
   同样，“至善”也被指为地主资产阶级虚伪的伦理观。“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资产阶级认为是“行善”，无产阶级便认定是“作恶”。
   至于“大爱”，更根本不可能存在。毛断言，在阶级消灭之前，绝无统一的“人类之爱”。连“爱”都被指子虚乌有，则当然谈不到什么“大爱”了。
   其实，“大爱”这个词好像也是诞生于“5.12”大地震之后。大陆近60年来的政治思想教育，核心不是“爱”，而是“恨”。
   所以，毛时代的“文明主轴”为“极权，党性，斗争，大恨”。对此，余“大师”心知肚明。他此番改头换面，提出“生命，人性，至善，大爱”，只是骗人的幌子罢了。
   试想，如果他真把“生命”作为“文明主轴”之首，为何对请愿灾民替自己不幸夭折的孩子讨还公道之举，喋喋不休地加以指责，还将他们硬扯到“反华”圈子呢？给当局施加一点压力，敦促其加紧处理校舍豆腐渣工程问题，完全属于余秋雨也不得不承认的应有的“人权”，为何要花言巧语变相阻挠呢？
   说穿了，是因为余秋雨担心当局会由此受到冲击，影响“动人气氛”，妨碍政局稳定，不利奥运举行，从而威胁极权统治。一句话，学童生命不足挂齿，北京政权不容动摇。
   其余“人性，至善，大爱”，都服从于维护极权的大前提。余秋雨明知要受“不仁不义”的骂名，依然“勇敢”地跳出来“劝告”灾民，原因便在于此。其护主之心，可谓既真且切。
   非但如此，他还极力鼓动其他地震幸存者为之帮忙游说。“据说有不少受伤害比他们更严重的灾民已经去劝告他们，。。他们说，不管伤势多重，大家一起来疗伤，不要老是去抠那些伤疤。”
    余秋雨的伎俩实在太无人性了。请问，按照他所说的“生命第一”原则，还有谁比惨遭丧子之痛的父母“受伤害更严重”？让子女健在的劫后余生者去当说客，使用“不要老是去抠那些伤疤”这种话语，不会被请愿灾民反讥为“站着谁说话要不疼”吗？何况他们的伤口还在淌血，尚未结疤？余秋雨此举不是在挑拨离间灾民吗？
    由于校舍豆腐渣工程早在众多媒体上曝光，余文中不能不假惺惺地提出：偷工减料等责任者须受严惩；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这样等于变相承认确有人祸，跟他前面指控“反华”媒体“诬陷”的说法自相矛盾。
    对于这种自打嘴巴的表述，余秋雨采取“鸵鸟政策”。他色厉内荏地宣称：“对‘生命第一’原则作法律的底线性保证，必须是严厉的。”言下之意，颇有点“从重从快”的味道。
    但他惺惺作态之余，似乎忘了这种从一个极端（否定人祸存在），走到另一极端的做法，无意中默认了以往当局既未确认“生命第一”原则，更加没有“法律的底线性保证”。
    事实上，迄今未见大陆对各种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包括几年前被朱镕基总理痛斥的水利工程之承建商，及其主管政府部门有人被起诉，更不要说受“严惩”了。
    寄语余秋雨，你挑起这个话题，弄不好捅了马蜂窝，搞到吃不了兜着走！
    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仁不义”的余“大师”，小心点！
    （08-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