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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愤青与中国以往仇外民族主义群体的区别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發表時間：6/18/2008
愤青现象自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共国出现以来，迅速发展为中共国社会的常态之一；愤青群体活动越来越频繁，对社会施加着日益强势的影响；其中，对互联网舆论和文化的的影响尤为强烈，随着互联网普及和年轻人对网络的特别兴趣，愤青的声音在中文网站上越来越不可忽视，在国内网站上甚至时常成为压倒的强势声音；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愤青街头运动逐渐抬头，九九年以来，国内至少发生了反美（“误炸”中共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和军机对撞事件）、反日（日政府修改教科书事件）和反法（即抵制“家乐福”事件，起因为法国政府“纵容”抢奥运火炬、支持“藏独”）三次全国性的愤青运动，随着年轻一代逐渐进入社会角色，这些运动，显然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改变着原有的社会文化形态。
事实上，愤青的影响，已经改变了一些重大的社会价值标准，例如：在一九九二年以前，爱国就意味着争取民主自由，王丹、王维林等民运人士被视为爱国英雄；而今天，在年轻人普遍看来，爱国就意味着支持中共政府，民运人士却被普遍视作“反华分子”、“美国走狗”。
从今年三月开始，中共国愤青运动第一次跨越国境，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遍地开花，一时间美、德、法等国城市，“红旗漫卷西风”，五星血旗到处挥舞，以中共国留学生为中坚的粪青愚民群体群情汹涌、声势浩大，对敢向中共说“不”的“汉奸”、“卖国贼”愤怒声讨围攻、揪斗追打。海外愤青运动之势，一如文革再现，大有“今日长缨在手，明朝降美擒欧”之霸气。今年突如其来的海外“红海洋”愤青运动，不仅唤起起了西方民众对共产红色法西斯的恐惧感和厌恶感，也足以令西方国家那些强调“中共不是苏共”、坚持中共无威胁论的“中国问题专家”再一次大跌眼镜、惊讶不已。由于西方国家政府建立在选票基础上，中共国海外愤青运动，当然会强烈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的政策。
有史以来，中国还没有一个在野群体能够如此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形态，尽管这种改变是极为恶劣和负面的；有史以来，中国也没有一个群体能够以街头运动的方式，直接向西方国家政府和社会施加压力，尽管这种影响是极其蛮横无耻的。可见，当代愤青群体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独一无二，已经占据了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一席之地的愤青群体，其对中国、对世界影响不容低估。
有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愤青”所指的群体在中国从来都有，清末义和团青年、五四青年、四十年代反美青年、毛共红卫兵和现在的反藏独、反西方的中共国青年，都是一样的“愤青”。正是这种麻木不仁的观点，使得对中国负面影响力日益强劲的愤青群体至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代愤青群体与清末义和团青年、五四青年、四十年代反美青年、毛共红卫兵等群体在仇外、排外、反西方上固然有着相似的一面，却又有着不同于所有这些以往团体的新的特点，试分析比较如下：
在以往的团体中，义和团青年的盲目排外、反西方与当代愤青最为相似，其暴力倾向、非理性、反文明性质，与当代愤青更是神似；其“扶清灭洋”理念之野蛮愚昧，一如当代愤青党国不分的拥共爱国昏热、一如其“核平东京”、“决战美国”的疯狂叫嚣。只是，根本不同于当代愤青的是：当年的义和团青年有着次宗教的信仰，他们相信一种神拳道的东西，设坛念符，根据其信条习武弄棒，他们真诚地相信神仙会保佑他们刀枪不入，他们根据信条，认为外国人，特别是西洋人都是应当驱除的妖魔，他们滥杀外国妇幼、烧教堂、杀教士、挖铁路、毁工厂是“替天行道”。义和团青年大多数人是贫苦农民，这些人并不见得是坏人，相反，许多人天性质朴厚道，他们之所以穷凶极恶，完全是因为义和神拳道这种邪教信仰。正因为此，义和团青年的反西方行动没有功利的算计，他们言行一致，能够为其“灭洋”事业无私奉献，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当年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义和团敢于以冷兵器对抗马克辛机关枪，许多青年人搏命堵枪眼，他们远比清军战斗得更勇敢。正因为有信仰，所以当年的义和团很有凝聚力，他们在极端劣势下战斗到最后，直至在列强和清廷的里外剿杀下倒下。
比起当年拳匪青年的举动，当代的愤青们的行为无非是“合群的自大”、安全的泄愤；比起义和团，当代的愤青们的“爱国”发泄同样毫无理性，而且因为人格分裂而更加无耻：义和团青年言行一致，其排外行为是其邪教信仰的实践；愤青们却能够一边高调反美反西方，一边排着队求取赴美签证、挖空心思地谋嫁西方人，总之不择手段地要谋取美国、西方的永久居留证（绿卡），于是，就出现了北大“反美姑娘”马楠反美的话音未落，就立马嫁给了美国人，上演移居美国、加入美籍的愤青经典丑戏。
义和团青年的有神信仰（尽管是邪教信仰）和为信仰献身的精神，当代愤青们根本没有：他们动不得半点真格，其事业停留在嘴上和网上：在捍卫愤青事业、抵御权力侵害方面前他们是懦夫和痴儿，在个人利害得失算计方面他们却个个是智者和大师；他们的血性停留在嘴上和网上：他们是欺软怕硬的孬种，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是斗争妇幼弱者的勇猛斗士，在权势者面前却永远是太监、丫环和羔羊...义和团青年固然野蛮愚昧，但毕竟敢想敢作、言行一致，义和团信徒敢于以血肉之躯阻挡洋枪洋炮，愤青们只敢于在中共警察纵容的情况下，对弱势同跑王千源家打砸泼粪，比起义和团青年，当代愤青是人格分裂、更加扭曲的怪物和丑类。
当代愤青也不同于五四青年、四十年代反美青年。五四青年、四十年代反美青年有一股强烈的追求民族、国家振兴的真诚：他们在仇外排外的同时，有着强烈的国内关怀精神，敢于针砭时弊、敢于把把矛头指向政府：五四青年不怕坐牢，敢于走上街头声讨北洋政府的亲日“卖国”行为，及至三千多人被抓；四十年代反美青年敢于走上街头，冒着国民党军警棍棒和高压水龙的弹压，声讨国民党政府的亲美“卖国”行为。
而今天的愤青群体尽管反日反西方更加歇斯底里，却毫无国内关怀精神，完全回避危机深重的国内问题，根本不敢把矛头指向政府，尽管中共政府远比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败坏和卖国；非但如此，当代愤青甚至以丑为美、以耻为荣、认贼作父，狂热地跟着中共的指挥棒起舞，他们扯着刺耳的破锣嗓子，高唱“大国崛起”的主旋律，他们高举毛泽东像，无耻而倒错地把支持中共政府当作爱国的试金石，尤其混账低劣的是：愤青群体紧贴中共屁股，把袁伟时、李大同、谢韬、焦国标、陈泱潮、袁红冰、王丹、魏京生等一大批真正爱国忧民的反专制精英分子统统视作“洋奴”、“汉奸”、“反华分子”...与五四和四十年代街头运动的青年不同，当代愤青群体，完全是趋炎附势的丑类，是政府的走狗和帮凶，他们没有任何国内关怀精神、毫无忧国忧民的责任心。
而且，比起五四青年、四十年代反美青年，当代愤青群体的毫无勇气和抗争精神，他们在国内只敢举行中共恩准的街头运动，而且不愿为愤青事业奉献一根毫毛：2005年四月，在中共的号令下，全国性的反日运动如火如荼，忽然间中共变卦，一声吆喝叫停，轰轰烈烈的反日愤青阵营立时作鸟兽散；今年的抵制“家乐福”运动，中共中途再次变脸，前几日还对弱者挥拳舞腿愤青们立即如泄了气皮球，面对剥夺他们“和平抗议”权利警察叔叔大气都不敢出，灰溜溜地回到网上诉苦。在权势者面前，他们驯服如龟孙子；
他们胆小如鼠，其对中共之畏惧，如同羔羊之畏惧狮虎，尽管他们没几个人知道“六四”大屠杀这回事。当代愤青群体没有任何真诚，他们是佯装爱国的伪类，他们的街头运动和网络运动与其说是“爱国”的表达，不如说是不良情绪和变态心理的宣泄和释放。
当代愤青也不同于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就真诚来说，当代愤青群体远不如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造反派青年。毛时代铁幕洗脑塑造的红卫兵、造反派青年基本上都有着坚定的马列毛信仰，他们思想单纯、信仰虔诚、缺乏个人利害关系得失算计，能够为“革命”奉献青春热血，对“战友”、同志能够救死扶伤、公而忘私、慷慨互助...正因为此，红卫兵各团体有着很强的凝聚力，他们敢于动真格，为了“革命理想”敢于牺牲。当年的“武斗”，许多造反派青年拿起武器，战斗到最后一口气，他们至死不渝，自认为是为保卫毛主席、保卫革命成果而死，死得光荣。当年红卫兵、造反派青年的信仰、凝聚力、战斗精神和献身精神，在愤青们身上是根本找不到的。
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青年，有一股强烈的追求政治进步的激情，这种精神是当今愤青们根本没有的，也是当代中国人最缺乏的。许多人不以为然，认为毛时代青年人的这种追求是愚行，这是偏谬的。因为行为结果的错谬不能代表意愿的错谬，就好比一个迷路的旅行探险家在森林里找寻出路时，误入了更深的歧途一样，你不能因为他误入歧途，就否定他找寻出路的意愿和激情。同样，不能因为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青年的方向性错误就否定他们追求政治进步的激情。
事实上，当今的中共国，最缺的就是这种在政治上找寻出路的意愿和激情，民众，包括富人和知识精英，普遍沦为政治冷漠的“经济动物”，这实际上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带来政治进步，政治进步必须靠政治进步的追求来实现，舍此别无他途。如果后来的中国民众能保留三分之一的毛时代政治热情，中共早在江泽民时期就垮了。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之所以有那样的献身精神，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毛时代的理想主义政治热情。
毛时代红卫兵、造反派之所以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追求，更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坏人（相反，他们远比今天的愤青们单纯质朴），而是因为他们在铁幕专制下吃了政治迷魂药，把马列斯毛歪理邪说当作真理来信仰。而一旦他们觉醒过来，那种政治激情将倏尔转变为足以冲决中共专制堤坝的汹涌潮流，于中共来说是极度恐怖的梦魇，这就是为什么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共迫不及待地大开经济闸门，发了疯地鼓励全民经商、全民“下海”、一切向钱看，中共拼命地转移视线，成功地以经济物质欲望淹没了民众的政治关怀、消灭了理想主义。
愤青们毫无政治热情，根本无所谓什么进步不进步，他们决不会像毛时代的青年那样，因为掌握了“真理”而激动、狂喜，他们根本无所谓什么真理不真理，再好的救国救民之道丢在他们面前，犹如珍珠丢在猪面前。另一方面，愤青们却几乎个个是算计个人厉害得失的数学家，他们决不会像红卫兵、造反派那样为理想而牺牲自己的一根毫毛，他们所有的泄愤，都是安全的泄愤、合“法”的泄愤、对中共拍马屁、摸顺毛的泄愤，他们象北京哈巴狗一样紧跟中共的热屁，嗅着主子所放之屁上蹿下跳撒欢求宠，冲着弱者咆哮撕咬、向着自由世界呲牙狂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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