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动向杂志

    5.12四川大地震震动了全世界，中外媒体争先恐后地派记者奔赴灾区，报道真相。但其中一个明显不同的现象是，中国记者干的多是面子活，而境外记者干的却是实力活。

   同样是灾区报道，中国媒体依然“守土有责”，不敢随意越雷池半步。中国媒体记者只有在地震发生的前七天内不顾中宣部“不得擅自前往灾区采访”的禁令，如实报道了灾情，如实报道了救援，可一旦发现地震不但是天灾，还惹出了人祸，如震区为什么倒了那么多校舍，死了那么多学童，建筑质量“豆腐渣”，短暂的开放透明报道嘎然而止，中宣部急令媒体“收紧”，镜头和笔墨只能盯紧救援人员如何用五十个小时救出一名灾民，政府如何不遗余力地“急灾民之所急”，供应帐篷和饮用水，媒体报道基本上都是围着领导转，报喜不报忧，不再反思地震引发的人祸了。

   同样是记者，境外记者不仅勇敢地深入灾区，而且如实并负责地报道了真实的一切。而中国记者，无一不是头顶着一个无线接受信息的“宣传部情报系统”，宣传部说要大力报道胡温等领导人在灾区慰问，于是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就不厌其烦地报道，天天高呼什么“英雄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胡锦涛语），根本就不顾观众、读者的感受，事实上到底救出了多少灾民，多少被压倒在废墟下的灾民支撑到灾后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之后还等不到救援，一个又一个地惨死，记者敢冒着丢工作的风险而说真话吗？记者是党的喉舌，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如何规避“党的监管”？

   中国媒体的记者可以在灾区“做驴做马”，一味奉献，却没有什么好的效果，读者还是不爱看。人民日报格式化的空泛语言早已“自绝与人民”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6月5日发在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上的文章，只字不提反思，却说“人类自古以来就是在同自然灾害斗争中学会生存”，“灾难也是大学校。正如列宁所说过的：特殊情况下一天的学习胜过你平时几年、几十年”，可共产党统治中国59年，无数天灾人祸，人祸惨于天灾，他作为新闻主管部门负责人，却没有安排媒体从中反思过什么，这样的新闻制度如何能够保障记者的报道自由呢？媒体都由党管理着，即使记者说真话、报道真相，媒体也不给予发表，谁的责任？这是自上而下中共特有的信息垄断制度所决定的。

   至于境外记者，之所以能在灾区冲锋在前、报道自由，一是他们及其媒体不归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管，二是有奥运会其间境外记者在中国采访自由的特别法律保护，三是中共也需要利用境外媒体报道改善国际形象，四是国人多数不懂英文，也几乎看不到境外媒体报道的真相，中共有关防范有害信息的网络过滤系统大有用武之地。所以，中外记者同样是在灾区“做驴做马”，却有着不同的结果：中国媒体围着领导转，境外媒体围着灾民转；中国记者不敢漏掉领导亲临灾区的新闻，境外记者不想漏掉灾民自救的新闻；中国媒体抓住几个英模典型大树特树，境外媒体抓住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天天报道；中国记者回避真相和人祸反思，境外记者天天都在捕捉真相和人祸；中国记者以宣传为主天天发挥可悲的“驴马精神”却驴马不如，境外记者却天天发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坚守“新闻自由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