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之春

    2008年3月17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长篇访谈《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宗教事务局及其首脑长期处于某种“隐形”状态，宛如秘密的情治部门。此次叶小文高调在《南方周末》这一相对比较开明的媒体上谈论官方的宗教政策，该举动耐人寻味。《南方周末》在编者按语中描述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宗教政策日益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话题。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史，不仅是一部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宗教工作史。现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先生，在迄今长达13年的时间内，担任国家宗教事务管理的最高行政官员，亲历了执政党破解宗教与社会主义难题的重要进程。”

   令人遗憾的是，这篇专访并没有透露出中国官方的宗教政策会有任何松动和调整的信息。叶小文以凌驾于五大宗教之上的“太上皇”的身份，泼妇骂街式地将罗马教宗和达赖喇嘛辱骂一番，也点名攻击了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基督徒，不仅在他不喜欢的宗教信仰者的头上统统扣上“分裂祖国”这顶大得吓人的帽子，还将海外传教人士视为“渗透”和“颠覆”的危险力量。因此，这篇访谈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显示出中共的宗教政策在新时期里进退失据，而且泄露了这样一个“国家机密”——在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根本得不到保障。

   上帝应当服从共产党吗？

   叶小文在谈话中充满了无神论者对宗教信仰的轻蔑、狂妄、无知，丝毫看不到一点尊重的宽容的成分。他说：“一位基督徒曾借用《圣经》中大卫赞美耶和华律法的诗句评价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脚前的灯’就是执政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由此决定的基本方针，这‘路上的光’就是法制建设。”

   这是毫不脸红地说谎，这是对圣经的扭曲和侮辱。我不相信有任何一名真正重生得救的、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会说出以上这段匪夷所思的话来。叶根本不敢“注明出处”，说出究竟是姓甚名谁的基督徒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以上这番话的。很明显，这是叶小文本人编造的拙劣的谎言。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圣经中所说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指的是最高的全能者上帝的话，而绝对不是指“执政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由此决定的基本方针”和“法制建设”。叶小文居然将圣经执笔者之一的古代犹太王国的大卫王也拉出来为其背书，仿佛大卫王成了中共忠心耿耿的党员，仿佛圣经成了对中共党章的注释，仿佛上帝也要服从中共所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叶小文的胡说八道，显示出了一个没有敬畏心的专制政权的官僚的真面目。

   当记者问及当今中国宗教信仰者的人数时，叶小文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中国有多少人信教？你问我，我祇能引用周恩来的教导，说‘差不多有1亿多1点’。”用王朔的话来说，这真是“无知者无畏”。周恩来已经死去30年之久了，周恩来何以知道30年之后中国有多少宗教信徒？中共党魁胡锦涛不是口口声声宣扬“科学发展观”吗？叶小文的说法既不“科学”，也不“发展”。他在没有任何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居然随口就拿出30年前周恩来所列举的一个数字来。今天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与毛泽东、周恩来那个时代有了天壤之别，为什么偏偏祇有宗教信仰者的数据停滞不动呢？这根本就不符合常识和常理。

   叶小文是何许人也？我在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网站上查到了他的简历，发现此人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是胡锦涛从贵州提拔的共青团系统的官员：1983年任贵州省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次年任贵州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5年任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1990年任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青联副秘书长。1991年任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局长，从1995年起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1998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更名为“国家宗教事务局”）至今。他还是中共16届、17届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在国务院系统的部级和副部级干部中，叶小文算是新生代中的“能员”，文化程度高，知识面广，能说会道，还可以讲一点英文，比较有灵活性。所以，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一改多年来该部门封闭、阴暗和僵化的形象。他主管宗教事务局的时间，横跨了江、胡两朝，对内严密控制各宗教团体的发展，对外则积极展开外事宣传活动，他与美国前总统卡特、著名牧师葛培理等人都有一些交往。他声称他本人没有宗教信仰，担任此职务一直“战战兢兢”。在出访期间，以一副开明、温和、“可以同你讨论任何问题”的派头，出现在西方人面前。他能在此重要职务上保持13年岿然不动，中共如此重用之，表明中共的对宗教的控制趋于精密化和专业化，也开始重视对外的形象塑造和宣传工作。

   叶小文对外放下身段，广交朋友；对内却声色俱厉，官气十足。他多次指责和谩骂拒绝向宗教局登记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罗马教宗及服从教宗的地下天主教会、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其信众，以及法轮功练习者群体等。在宗教界，叶小文无疑是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无冕之王”。赵朴初、傅铁山、丁光训等老资格的、作为官方统战对象的宗教界名流，多半被誉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甚至还兼任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之类的闲职，并由此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如果单单以级别高低来衡量，叶小文仅仅是一名副部级官员，祇能算是赵、傅、丁等人的“下级”；但是，叶在共产党系统内有“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而且国家宗教事务局是“主管宗教事务”的政府机构，所以叶的实际地位比赵、傅、丁等为高。所有“官办”的宗教团体及其附属机构（学院、出版社、基金会等），因为经费依靠国家宗教事务局拨给，对叶小文更是卑躬屈膝、伸手乞讨。所以，叶便施施然地以“大祭司”和“大老板”自居，正如他认为上帝也应当服从共产党一样。

   “宗教局”是违宪机构

   叶小文在访谈中不经意间说出了一个小插曲：“我第一次去美国，在洛杉矶海关被美国人拦住了：”你是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我们美国没有这个单位，你这个单位是假的，你有移民倾向，请你回去。‘我跟他说，我们负责的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如哪里需要修教堂，涉及到公共利益，我们就去协调，去管理，去帮助他们。那个美国人似懂非懂地说，噢，你是做这个事的，OK！“这场争端以叶小文的”胜利“和美方的”让步“告终。其实，这不是一场误会，这也不是”文明冲突“，乃是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重大差异之一：民主国家的政府无权、也不敢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而专制国家的政府则控制公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当然也包括宗教信仰。以民主制度来衡量之，”宗教局“乃是违宪机构，”宗教局长“乃是乌龙官僚。

   国家宗教事务局这个机构，早在1954年政务院改组为国务院之时便存在了，可见中共当局自建政之初便相当重视宗教问题，以“官办宗教”作为控制宗教界的灵丹妙药。70年代后期，该部门一度被取消，但又迅速恢复，并扩大编制。然而，这一部门的合法性根本无法诉诸于宪法：中国的宪法尽管存在诸多缺陷（如序言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毕竟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此一大原则之下，也就意味着政府应当遵循文明国家所通行的“政教分离”的规则，即政府无权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强行设立类似于“宗教事务局”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管理机构”，本身就是对宪法的蔑视和羞辱，并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造成严重的伤害。

   宪法不能被当作一纸空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是一个违宪存在的部门，它非法存在于政府序列之中，与公安部、安全部、宣传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部委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部门一起，成为中共实施宗教迫害、宗教控制的“先锋队”。所谓的“宗教事务局”，其实是权力无限的“宗教裁判所”。它“草拟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研究制定部门规章和有关宗教工作的具体政策”：“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引导、促进宗教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活动，防止和制止不法份子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甚至“支持宗教界人士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团结和动员广大信教群众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可见该部门的职能非常广泛，既是行政机构，又是立法机构，堪称无法无天的“超级教宗”。

   这个机构有存在的价值吗？中共对宗教团体实行实用主义政策，以“统战”为最终目标。祇要这些团体顺服其独裁统治，便赏赐其一定的生存空间。叶小文在《中国宗教》杂志撰文指出：“要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变为法律法规，成为政府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法律依据。……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既是一种公共管理，又是一种社会服务。”事实上，广大有宗教信仰的公民，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从这个部门得到任何的“服务”；相反，它耗费了纳税人大笔的税收，却从事诸多限制和伤害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非法勾当。

   公民的心灵自由是不容任何权力机构窥视和压制的。那些企图控制公民的心灵自由的政权，必定是专制独裁、以公民为敌的政权，如罗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帝国以及共产党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并正在证明：没有任何政权的统治可以永远依靠压制而维持下去。我坚信，在未来的民主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这样的违法机构必然会被撤销，叶小文的继任者们一定会遭遇失业的命运。宗教信仰自由真正得以实现之日，便是国家宗教事务局消失之日。至于叶小文本人，那时候他是否有勇气和良知，在家里写出一本真实的回忆录、全面呈现他本人参与过的若干宗教迫害事件，并对此深切忏悔，就祇有去问他本人了。

   美国为何关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

   在这篇访谈中，叶小文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攻击和辱骂美国。叶小文多次访问过美国，在美国的公开讲话中，通常都可以表现得比较轻松而平易，给很多普通的美国人留下不错的印象。但他一回到国内、一面对国内的媒体，那穷凶极恶的真面目便暴露无遗。这是一只狡猾的变色龙，他知道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应当文明地说话，而在一个不文明的社会里就肆意不文明地说话。

   叶小文谈及美国的时候，措辞尖锐，甚至咬牙切齿：“美国藉口宗教问题向中国施压，已经长期化、政治化、机制化、法制化、国际化。11年来，美国连续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就宗教问题提出反华提案。美国还有一个国家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发表一个《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连续8年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家’，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的评语仍然很差’。2006年，布什在白宫会见实际上是‘政治异见人士’的所谓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代表’余杰。”这是叶小文以及中共高级官员首次在国内的大众媒体上表达他们对于两年前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见包括我在内的3名家庭教会成员这一事件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