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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大跃进记忆
来源：观察
对于年长的乡亲们来说，在走马灯式的政治运动中，大跃进记忆可能是最难以忘怀的，这些祖祖辈辈在土地上耕作的山东沂蒙山区农民，终其一生的劳作，只求一个温饱，但大跃进的愚昧和疯狂却使他们连自己的最低要求也难以满足，由于这个缘故，自孩提起，瓜棚豆架之下，便会常常听到他们对于可怕生活的回忆。但是，由于年龄的差距，作为孩子的我，最多只能记得一些回忆的断片，对于五十年前家乡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其实是不甚了了的。时值大跃进五十周年，当我决定重温那段历史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那些依然健在的乡亲，父亲却自告奋勇：“我先给你讲一下。”在自家人面前，每一个从大跃进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
1958年到来的时候，父亲16岁。大跃进运动是从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始的，但在父亲记忆中，与大跃进密切相关的饥饿却是从1958年春天开始的——1958年的大跃进还没有开始，父亲便与奶奶一起外出讨饭了。
1953年的统购统销和1955年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将越来越多的粮食从乡村抽走，加上1957年收成不好，春节刚过，父亲便开始体会到饥饿的滋味。于是他上山掀蝎子卖钱，这是全家唯一的现金来源，卖掉蝎子后，父亲会带上村里发给的定量供应粮粮本，到乡政府所在地的粮所买些瓜干补贴家用，那个春季，父亲靠掀蝎子赚到的钱，为家中增添了差不多一百斤瓜干的口粮，但供应粮定量是有限的，当无法买到更多的粮食时，奶奶只好领上父亲和姑姑到几十里外的村庄里讨饭，在老人们的记忆中，除了日本人打进来的年月，很少会发生讨饭的事，乡下人讲究面子，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是不会出门讨饭的。讨饭是件丢脸的事，所以要走得尽量离家远一点，不要被人认出来才行。于是，方圆几十里范围内的农民往往相互交叉进行着这种丢脸的生计方式。
不过，大跃进运动的展开让父亲感到很高兴，因为不用再外出讨饭了。政治动员之后村里迅速办起了公共食堂，然后就开始了共产主义生活。一开始，食堂遵循着按需要分配的原则，允许村民敞开肚子随便吃，就连过路人饿了也可以随便走进路边的村庄里吃饱饭再走，这使父亲即使遭受后来的严重饥饿，仍有些怀念那短暂的共产主义社会。
公共食堂办起来后就是大炼钢铁。炼钢炉并不是每村都有能力建起来的，年仅16岁的父亲和一些同村劳力被集中起来，步行到30里外的里庄去炼钢铁（据说里庄出产矿石），住的是里庄农民的房子，吃的是里庄农民刚建起来的食堂。饭仍然是管饱的，于是，摆脱了饥饿威胁的父亲感到浑身是劲，下决心要为大跃进卖力。可他们很快发现对于炼钢铁这件事根本找不到头绪，别的不说，通往铁炉的轨道车（俗称轱辘马）上面就没有提供。最后有人出了个主意，要父亲他们回到本村将自家的木床一锯两半，连接起来作为轨道，再把原本放衣服的空箱子抬去，装上四个轮子，作为运送矿石的工具。炭火自然是炼不出矿石的，便四处寻找铁器来重新回炉，很快，农民家里的铁锅、铁螯子便被一扫而空。
石头和金属融炼为一块块铁疙瘩，显然不是合格产品。等了几天，上级来了指示，把铁疙瘩送到八九十里外的垛庄去再加工，那里有一个“更高级”的炼钢炉。但这时候沿途各村的公共食堂已不再向过路人提供免费食物，父亲便担上三天的食物和一块块生铁蛋子，朝垛庄进发了。磨洋工是共产主义的通病，往返垛庄一次要用至少三天时间，当他们终于到达垛庄，把生铁蛋子朝地上一丢，任务就算是完成了，鬼知道垛庄的炼钢炉最终有没有炼出钢来。
不管怎么说，共产主义是管饱的，16岁的父亲在共产主义的阳光雨露下屁颠屁颠地干得很高兴，而他的共产主义觉悟也日复一日地在提高。就是这个时候，乡里办起了劳动大学，由于父亲属于当时的知识青年，便被抽调到乡里的劳动大学“就读”。所谓的劳动大学，除了晚上被集中起来唱歌之外，什么都不需要学习，父亲每天的任务就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吃得很差，这让他感到很有些吃不消，好在没过多久又被抽调参加了村里的青年突击营，到王家庄去伐树烧木炭，作为炼钢铁的燃料。王家庄是一个交通十分不便的山村，村子里长了上百年的大树很快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父亲所在的青年突击营见大树就杀，一直杀到王家庄再无可杀之树，才转战到水泉峪村，使水泉峪的大树成了第二批牺牲品。家乡的山上原是茂密的树林，自1958年的砍伐起，植被覆盖率连年下降，迄今再未恢复生机，自我记事起，山丘便是光秃秃一片。
1958年就这样过去了，对父亲来说，1958年是繁忙的一年，但也是不再挨饿的一年，尽管到了1958年底村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但青年突击队的伙食供应还是能够保障的，只是饭菜质量逐日下降罢了。
1959年一开春便开始修水库，村里的青壮劳力被抽调到几十里外的黄土山，将土地上的营生丢给妇女和老年人。所有我曾问过的家乡老人都告诉我1959年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1959年和1960年也不存在什么自然灾害），但由于少了青壮年劳力的耕作，加上共产主义大锅饭的低效率，庄稼只能被马马虎虎地种上。与父亲同住一村的母亲当时只有10岁，在她的记忆中，这一年总是吃不好，但饿肚子的时间还不是很多，因为越来越多的男人被抽调到外面修水库，村子里吃饭的人少了。公共食堂依然在办，但已不再允许过路人打秋风。至于村民家中的存粮，早就被以“挖老鼠洞”为名的搜粮队搜走，没有被搜走的，也不敢拿出来吃，由于担心受到批斗，即使在人快要饿死的时候，这些存在地下的粮食也只能继续埋在地下。
雨季开始的时候，父亲从黄土山回到家中，由于麦收刚刚过去，仍然没有遭遇严重的饥饿，但与在黄土山水库的生活待遇相比，伙食质量显然在下降。不过，一项更大的水库工程在雨季过后又开始了。这一次是在家门口修水库，而且是当时的国家重点工程。自我记事起，这座如今被称为云蒙湖的岸堤水库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夏季里，它是我童年生活的主要乐趣所在，但也残忍地先后夺去了我家两条人命。1959年，为了修建这座水库，政府集中了方圆几个县大约7万人（号称10万人）拦河筑坝。由于是国家重点工程，在当时全国已经普遍存在饥饿的情况下，被抽调到水库工地的劳力们仍然可以有一口饱饭吃。这再一次减少了当地农民遭受死亡威胁的风险，不过，庄稼活更没人做了（一些妇女也被抽调到水库工地），到了秋季的收割季节，由于缺少劳力，有些生产队索性用牛拉犁的方式刨地瓜，而刚刚被刨出来的地瓜，则被就地掩埋地下，算是被储存了，这导致当时作为主食的地瓜大量变质腐烂，当严重的饥饿来临时，村民挖出掩埋在地里的庄稼，却发现已基本上没法食用。
修水库的工作是艰苦的，作为农民他们不怕苦，但在冬季施工的时候，几乎每个劳力都有过下水工作的可怕记忆。父亲回忆说，天上漂着鹅毛大雪，人一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反而觉得很暖和，不想上来，挖完沙子后，一跃出水面，立时就会冻得骨头疼，赶紧钻进旁边的帆布棚，将光溜溜的身子扎进柴草里取暖——连把烘干身子的火都没有。“受的那个罪啊，没法说。老人们说，修水库给国家做出的贡献，比当年支前还多。”由于总是下水工作，民工们身上的皮肤裂开了鱼鳞口，一到晚上睡觉，就又疼又痒。
不管怎么说，受苦受罪和死亡相比，总还是仁慈的。家乡的许多老人都曾对我说，也许正是因为修水库所受的这份哭，使村里终于没有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为了保障重点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总要让这些壮劳力活下去的。
但1959年底到1960年的可怕饥饿还是到来了。不参加修水库的老人和妇女从夏季就开始挖野菜、摘树叶，掺着粮食做饭，可是到了冬季，野菜和树叶都挖不到了，人饿得头昏眼花。十几里外的刘官庄（巨山）一带不时传来饿死人的消息，父亲的姥姥就是刘官庄村的，姥姥来村里讨过饭，但尽量避免从女儿家中走过。后来父亲了解到，刘官庄发生的饿死人现象主要是在老年中当中，为了孩子们能够活下去，老人先是吃树皮，后来就吃观音土，肚子涨得老大，却没任何营养，饿死前连观音土都吃不上，抓起地上的黄土就吃，死的时候，手指仍然深深插在泥土中。
因为即将成为库区，大规模的移民开始了，这再次降低了饥饿给村民带来的死亡威胁。当时村里大约有500口人，按照上面的计划，要迁移到黑龙江省海伦县约200人，其他人搬到高处的山坡上居住。山东人恋家，很少有人愿意离开故土，但上级已经制定了搬迁的标准，家中没有老人的家庭首先被编入迁移队伍。当时，我的老奶奶（父亲的奶奶）已超过70岁，所以全家可以不必背井离乡。但母亲家中的老人身体还硬朗，却是要迁移的，于是母亲随家人去了东北。但不到一年，移民纷纷回返，母亲又随家人回到时代居住的村庄。假如没有这种对故土的眷恋，我的父亲母亲将不会在多年后结为夫妻，也就不会有我的出生了。
移民开始前村里还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有一户人家做了豆腐准备带在路上吃，把豆腐渣用来请客，一位前来道别的临村的亲戚好并不容易见到吃的，猛往肚子里塞豆腐渣，吃完后一喝水，豆腐渣便在胃里膨胀，结果刚出村口就涨破肚子而死。
由于部分村民的离去，村里的粮食压力有所减小，但父亲仍然饿得要命，麦糠、野菜、树叶都已吃过，到了冬天，粮食越来越少，加上又有很多村民从黑龙江返回，饥饿的威胁更加严重。食堂已经停止，村里每五天一次向村民发放粮食，当时父亲已担任村里的统计员和粮食发放员，经常饿得直吐酸水，有一次饿昏在村部，但他告诉我，自始至终没有多拿过村里的一粒粮食。我对父亲的讲述表示怀疑，可他却说那么做并不奇怪，当时的政治宣传工作的威力，即使在饥饿面前，仍然是有效的。
到了1961年，移民黑龙江的村民已多数回返，粮食越来越不够吃，在那个漫长的饥饿时期，农民只好依靠他们特别能吃苦的身体硬撑。由于水库蓄水，家园已经淹没在水里，所有的村里住在山坡上临时搭建起的草棚里，野人一般地生活着。他们不知道饥饿何时才会结束，也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只是出于动物的本能，四处找点什么东西吃，争取活下来，便成了他们唯一的愿望。男人瘦得象猴，成年女人绝了月经，孩子发育不良，这一可怕的状况直到1962年的“三自一包”政策开始后，才开始有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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