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重大事件中，中国国内和海外民运的大多数，起的作用都很小。起作用是老百姓，尤其是网民。

   在这个狭义民运圈中，目前对国内社会真正起作用的，只是这个圈子中的少数人。

   现在这个圈子，几乎成了一个封闭的为民运圈自己自我呼吁、自我作秀、自我造势和搞欺诈政庇挣钱的呼吁民运，作秀民运，造势民运，政庇诈骗民运。与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和变革，关系不大。

   由于中共地下势力的作用，这个圈子四分五裂。但这个圈子又占据了政治“反对派”的位置，从而控制反对派的后来者，使后来者难以摆脱这个圈子。但这个圈子很多人却不干、或者干不了、干不好政治反对派的事情，不少人成为中共暗中的帮手，使狭义民运圈成为沦陷区，阻碍了真正的政治反对派的成长，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如果不考虑这个民运圈未来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政坛的负面作用，国内、海外民运圈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问题是现在和未来，它可能会起相当大的负面作用，所以还必须加以关注。

   但是，关于中国分裂的问题，中国分裂如果指的是各地自治，像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当然不错。但如果指的是分裂成多个国家，纠纷不断，恐怕不是中国人之福。

   我们都是十多年坐牢，还有十多年每天几十人、几辆十几辆汽车跟监。而且这种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跟监，家里被安装窃听器，等等，几乎是公开的，你没有任何隐私，当然非常恐怖。有一次我和太太回到杭州，杭州市公安局找上门来，说他们警力不足，只有两三辆汽车十几个人对我们跟监，所以我们必须乘坐他们的汽车，去探亲访友，不乘他们的汽车，就要将我们送回南京。结果，我们只好用一二天时间匆匆访问了一二个亲友，连老家也不去，就回南京了。警力不足又要抽这么多人搞毫无疑义的跟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然而，你既然要在中国当反对派、搞民运，你就得承担这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恐怖和风险。你不愿承担，你就不要当反对派搞民运。

   而且，我们当时甚至被剥夺谋生的权利，你找什么工作，公安都要捣乱，使你失去工作。捣乱不成，就把你抓起来。

   我就因为到家乡工作，被他们判处行政拘留。我打行政官司，法院的人全部来旁听，我自己辩护。辩论结束休息，法院的人议论纷纷，都说我赢了，公安局输了。但结果休息后宣判，却判我败诉。法院的人回到办公室，很多人大骂，说这样还有什么法律、法制。我在法院有熟人，告诉我这些情况。承办的法官，也再三向我致歉，说这是上级的意思，他们已经为我极尽了力，但没有办法。

   所以中共根本就不会讲理。

   你既然要做异议人士，你就得事先有准备。1973年我投入民运，就是准备被杀头的。后来一生坎坷，穷困潦倒，，天天为生计发愁，还要遭受种种难以想象的迫害和苦难。确实可以把很多人逼疯。大凡这种时候，我就来个阿Q精神，自我安慰：总比当时丢脑袋强！这样一想，也就心理平衡了。

   前一段时间，胡内奸一再对他主子建议，说“MC徐不死，运难不止”，他的MC徐，指在下，我们俩人品绝对对立，所以他把我当不共戴天的仇人；运难即民运之难。他也就是向主子建议，让在下死亡，甚至宣布“MC徐已经死了”，公开贴到网上。以便敦促中共情报机构，通过暗杀办法，消灭在下，扫除障碍，实现他们组建中共地下势力控制的（特务线人的）“统一民运”的梦想。

   上海国保及其著名三内奸，平时一再用笔名、化名，漫天制造没有影子的低级谣言。但有时，他们的东西，有少数却有一定程度的真实依据。他们一再发出叫嚣，说要暗杀，要“公审”在下，消灭在下，并且用确凿的信号，用别人谁也不知道、仅仅我大学同班同学知道、现在只有几个同学才会提及的我的绰号威胁我，表示他们已进入司法程序，准备“公审”，已经向我同学作过调查。这个信号一下子以第一共和名义发出，傅大将军，董明等另外几个上海国保特务或特务小组的参与张贴，发到网上。上海国保的目的，显然是要非常清楚地告诉我：王雍罡及在海外的上海国保小特务，当然根本不可能知道我的这个绰号，只有现在还在国内的我的很少几个同学可能讲到这一绰号，因此只能是上海国保调查的结果，他们的目的也就是告诉我，他们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不久就会“公审”。从而对我起到威胁作用。他们的这次调查，当然应该是像中共当局过去的历次调查一样的结果：“浙江那边对你一片赞扬，徐水良你欺骗作用不小！”那时，有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和老师为我辩护，与公安吵架；浙大党委书记黄固亲自写证明：徐水良是个难得的人才，建议提拔重用；我入狱后，浙大老师同学多次为我募捐，等等等等。但是，他们这种调查，对中共的司法结果不起作用，他们不过是做个司法调查的样子，表示经过司法程序，企图避免他们自己在未来，为他们的暗杀担负刑事责任。因此，他们对我的暗杀威胁，是清楚明显的。

   所以，这段时间，我仍然是这样想：现在丢脑袋，比1973年时丢脑袋，赚了几十年。

   过去和现在，民运圈一些人既要投机出风头，又不想担风险，结果不少人就搞“民运新思维”，即与中共合作搞民运。但世界上哪有既投机又不担风险的好事？

   尤其是当局历来封杀体制外，把体制外的老虎关到笼子里，山中无老虎，某些浅薄的人，才得以故作惊人之语、猴子称大王、哗众取宠出大名，所以，他们的投机性特别强。

   正如大参考李洪宽先生所说：“整个中共王朝就是这么过来的。冒出头的，都不是最好的。”历来被封杀的体制外的人才、文章和思想，比体制内的，深刻得多了。这些好的东西被封杀了，作者被判重刑了，关到笼子里了，山中无老虎了，那些人、那些东西，才得以出头、出名。食髓知味，他们的投机性、以惊人之语出风头的特性，就来得更加厉害。用“民运新思维”和中共合作、按中共意图搞民运，现在竟然成为普遍风气。他们往往依靠中共故意制造的、为他们扩大影响、或者为他们制造假象，企图证明他们没有充当线人，为他们保驾护航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或者对他们的特殊“批判”、或者对他们的关关放放，来扩大他们的影响，为他们制造知名度，为他们制造声势。既投机又不担风险的好事，似乎很有效，在他们身上似乎已经实现好多年了。但是，我们仍然要再一次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既投机又不担风险的好事！

   （说明：我不是说反对派与中共及中共内部各派别完全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但是，这只有中共及其各派别改变其极权专制立场后，才有可能。并且必须是公开的，受全体反对派监督的，不是暗箱作业的，最重要的，必须是对中国民主事业有利的，而不是损害中国民主事业的。）

此文于2008年06月07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