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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看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实践中，无论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有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那就是“公”与“私”的问题。

    任何一个个人或者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单位，都存在一个在其内部分辨“公”与“私”的问题。个人和社会团体有它的“公”与“私”，国家机器有它的“公”与“私”，历届政府也有它自己的“公”与“私”。“公”与“私”的问题也就是“义”与“利”的问题，因而在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层次上，都有个“利义之辨”的问题。

    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其要害并非如马克思所说的，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并不一定会带来坏结果。生产资料集体占有，或者国家占有，也并非一定都能带来好的结果。

    人的“善”与“恶”存在于“人性”里，“公”与“私”的分辨的根源，存在于人心里的“利”与“义”的分辨上。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只有在人人都去为了“私利”而“损人利己”时，才会给社会带来坏的结果。这个道理从“公有制”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国家机器一旦讲起“国家利益”来，就是最大的“私”。任何人都拿它没有办法。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为什麽全人类都坐在火药桶上？那些可以把人类反复摧毁数百次的核武器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从制度上检讨起来，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带来的。

    表面上看，核武器是由核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而实际上，核技术并不等于核武器。核技术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如果这些核技术是掌握在私人手里，他们是没有理由和必要用它去发展核武器的。即使有个别人想利用核技术发展核武器，他们也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即使在偶然的情况下，个别人获得了成功，也不会对人类的总体安全构成威胁。

    国家就不同了。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框架里，国家是最大的资本家，它有钱又有势。它投资核技术，规定科学家们用核技术来大量制造核武器。国家这样做是堂而皇之的。它会找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

    而且，它还拥有一个理论，叫“核均衡”理论，这一理论诡辩说，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止战争。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展开了核军备竞赛。这一竞赛使现在几个核大国拥有上万枚核弹头，它们可以被发射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可以造成人类数百次的毁灭。

    这叫什么世道！几个核大国为了它们的“国家利益”，就可以使全人类的和平与生存构筑在它们所建造的火药桶上。今天全世界都在联手打击贩毒。而实际上，毒贩子们所贩的那点毒对人类造成的危害，比起国家机器试验核武器和制造核武器所造成的危害，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而国家这样做，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可以限制，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制裁它。反过来，国家可以制订许多法令，用于制裁不同意它这样做的热爱和平的人们。

    社会风气的整体败坏从哪里来？我们中国人认为是从上面来。这叫“上行而下效”。个别人或个别社会单位的道德败坏，无论如何不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而如果上面不正了，问题就大了。

    国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企业就把“企业利益”放在首位，个人也就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国家讲“国家利益”不择手段，企业讲“企业利益”也不择手段，个人讲“个人利益”也不择手段。国家讲“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可以威胁、危及别人的生存，企业讲“企业利益”也可以威胁、危及别人的生存，个人讲“个人利益”也可以威胁、危及别人的生存。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必然败坏。

    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它干脆使社会连“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都不能讲，只能讲“国家利益”。更有奇怪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党治国，讲“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连“国家利益”也被“党的利益”所代替了。结果是，为了一党的私利，全中国人民就都成了党的奴仆，变成党的“齿轮和螺丝钉”。

    为什麽西方人那麽害怕“独裁政治”、“专制主义”，那是因为它会把国家机器私化，使人民都成为国家的奴隶。西方人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中尝过这种苦头。同时，他们也很讨厌国家机器“党化”，因为“以党代国”不过是国家机器私化的另一种形式，同样是使国家机器丧失了全民的性质。

    有许多人认为，民主制度能够保证国家机器不出问题。其实民主制度只是保证了国家机器在讲“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承认“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并不能解决国家机器给社会带来的一切问题。

    民主制度固然使国家机器很难被个人所专有，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国家机器很难被一个党所专有（这一保证是通过反对党制度和新闻自由而实现的）。但民主制度不能解决民族国家的问题，相反，民主制度反而把作为民族国家的国家机器的功能大大加强了。因为，民主制度是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作为捍卫的根本目标。从这一层面看，民主制度不能保证人类的和平与安全。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现今的几个核大国中，大多数是民主制度国家就能明白。这也就是说，从全人类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并不是一种好的制度。

    而且，民主制度也不能保证国家机器不会出问题。说“民主制度使人民能监督国家”是句空话。特别是在一些很专门的问题上，人民是不容易弄清楚的，最充足的理由总是在国家一边。这一点在经济问题上最为明显。政府每推出一个经济政策，总说是为国家、为人民，究竟是不是真为人民呢？只有天晓得。因为，按照一般规律，对政府无利的事，政府不干；对政府有害的政策，政府不推。

    就连那种看起来对人民对国家都有利的政策，由政府推动后，也不一定就有好结果。比如说由国家来推动“发展经济”的经济政策。这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国家经济政策的运作来带动的。而国家的运作方式是行政式的，把这种运作方式带到企业里，不仅会使政治腐败，而且也会使企业运转不灵，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不好。

    如果国家的经济失败了，倒霉的是人民，政府只是另换一班人。而这另一班人也与前一班人一样，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因为他们都是政党政治造就出来的。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政治只能造就政客。所谓“政客”，其能力就主要表现为能蛊惑人心。因而政客越多、能力越强，政治就越混乱。因为他们会以“人民”的名义，制造五花八门的政策。

    因此，我们认为，在当今世界，要解决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得要解决国家机器的问题。让国家机器只讲“义”，不讲“利”，整个社会就会是一个“善”的社会，适合于人性的社会，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得到“善性”的解决，能促进人类“向善”的发展。至于在这一社会里，生产资料由谁来占有，这并不重要。当然，最好是不要由国家来占有。因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是最笨的一种办法。

    总之，在我们的观点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有很多好的东西，而它的问题关键是“公”与“私”，“利”与“义”的关系没有解决好。其问题的主要方面又出在“国家机器”身上。

    如果我们中国的国家机器能把“公私”、“利义”的关系问题解决好，那麽我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那些创造物质文明的办法，就能从中爆一个新社会，屹立于人类文明的顶端。

    中国在传统上，“公”与“私”的问题一直解决得比较好。中国传统上的这一优势，就构成了我们考虑中国未来社会的一大资源和出发点。

    站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我们看得清西方资本主义的优点和它的缺点，我们可以从此引申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的特征就是通过弱化国家机器，强化人民大众，从而排除国家对社会的干扰，让“公”与“私”、“利”与“义”的问题直接从社会，从民间表现出来。

    通过“利义之辨”，在中国社会造成一个以“私”为基础，发展“公”的机制。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以自己的“利”为起点，去追求“义”的精神。从资本关系上看，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公财”帮助“私财”发展，“私财”促成“公财”兴旺的社会。当然，这里讲的“公财”、“私财”，只是就其资本的性质而言，而无论“公财”和“私财”，都不是“国家资本”。

    国家不再去扮演资本家的角色，自然也就无所谓“国家资本”。而国家不去玩钱，也就不需要什麽“经济政策”；国家没有了“经济政策”，“国家利益”也就不存在了。这时的“利”、“义”、“公”、“私”全体现在社会上，在民间。在这一框架下，国家机器就能很合理地调节社会上的“利”、“义”、“公”、“私”。

    这里必须要申明，我们应用“调节”这个词，并不是说国家政府还要再去制订什麽调节政策。这种调节根本就是不需要政策的。国家机器没有了“国家利益”，它存在的意义就只在于去帮助社会发展社会利益。这是通过对国家机器的定位而自然产生出来的效应。

    一旦国家机器只去帮助社会的发展，国家机器就在讲“义”了。国家一带头，“上行下效”的规律就会发生作用。这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又重新回到既相互帮助又自我组织，社会自动化发展的传统的“仁义”之路上去了。

    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的人民是自由自然而有尊严的人民，社会是“均富”、“仁慈”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机器是善性的国家机器。这个社会为全人类的人性和技术的发展指示着方向，并受到全世界人民发自内心的尊重。

    －－这个社会就叫“大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