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把中国大陆的问题明确归结到共产党执政这个问题上。

    中国固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生态破坏问题、人口问题、教育问题、粮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就是一个问题：中国人本身是否有能力应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中国人本身有能力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也有能力参与解决世界的问题，只是这种能力被共产党的执政所窒息，没有办法有效地发挥出来。所以这时，共产党执政的问题成了首要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就很难有个好的办法，就是有了好的办法，也很难付诸实施。因而，中国人要想很好地解决自身的各种问题，首先得要解决共产党执政这一问题。

    实际上这一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们知道，从国际上看，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已经不复存在，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统治都已经垮掉；从国内看，中国人民今天已经不相信共产党了，能够维持中共内部团结的强人也不存在了。中共在国内和国际都已经不具有生存的条件了。在目前这些条件下，如果排出西方民主国家联合起来，以“反专制”的名义对中共政权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就让中共政权像今天这样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自然走下去，那麽最後的结局必然是中共的分裂。因为，“改革开放”是一条前途茫然，没有方向的道路。而且，此路岔道纷杂，分不清险径捷径，条条道路都不通中国，只通西方。可是，西方现在自身都处于末路上，中共的改革派还带着十二亿中国人在“学西方”的道路上狂奔，最终必然要“改革”到无所适从的境地。这时，中共就会分裂。

    而中共的分裂将导致军队的分裂，这也是必然的。很显然，中共倡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给人可以预见的“前途”，就是一场导致大陆中国再度分裂的“军阀混战”。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前景。许多有识之士都希望中国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避免中国走到前苏联或东欧的境地，希望找到一条既能避免出现大乱，又能解决共产党执政问题的道路。

    现在人们经常想到的是“和平演变”的方式。

    “和平演变”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把“中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然後逐步引进西方的民主机制，从而使中共自身逐步变为一个“合格的、西方式”的民主政党，让它来继续维持中国的“一党专政”，从而避免中国可能出现的“军阀混战”的分裂。

    这种情况看来是很难实现的。目前的中国并不具有现实的条件，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东欧各共产党不一样。苏联与东欧的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而中国共产党则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这个党不像东欧各共产党那样，因为有一个第二国际的传统，对“社会民主主义”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中国共产党就像它“不懂马列主义”那样，也不懂什麽叫“社会民主主义”。而且，中共在历史上从来就是不容“社会党”的。它在其内部发展出一种对付“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红军领袖柳直荀就是被指为是与“社会党”有关系的“改组派”而被杀害的。

    中共在历史上就没有这种可以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基因，因而今天要叫中共自身来做这种选择是很困难的。暂且不说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根本不合中国国情，不具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就说这一做法本身，它对中共在中国大陆存在的基础，也具有强烈的摧毁性。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中共必须把自身全部否定掉，把它的历史、它引以为自豪的一切“成功”、它的“毛泽东思想”全部否定掉。假如中共没有出一个超级强人来做这件事，那是做不成的。而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出现，又是以自我否定的方式来促成中共的转型，那麽这一方法显然与最初的目的完全相冲突，因而这种做法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任何人在这方面的轻举妄动，都只会加速中共内部的分裂，从而导致“军阀混战”。

    另一种比较简单的想法是，促进中共自己从内部变，在中共内部树一个具有新思想的、集全部权力为一身的改革派领袖，由此人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强力维护社会的稳定。

    这种想法有一个时髦的名称，叫“新权威主义”。持这种想法的人有一个经济自由化优先於政治民主化的观点。他们希望中共内部出一个强有力的新权威来推动中国的经济自由化，从而为政治民主化打个基础。

    这其实是中国的“民主派”纸上谈兵的一种想法。无论如何都得承认，通过“新权威”从共产党内部来改变中共的性质，从而避免可能的全国大乱，这是一个善良的想法。但也要看到，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这是因为在邓後，中共内部已经没有了产生“新权威”的条件。我们看中共的领导人，从胡跃邦、赵紫阳到江泽民，他们既没有显赫的战功，也没有让所有人不得不服膺的政绩，更没有军政两界的坚不可摧的人脉关系，他们都是由老人推出来的。所谓老人，实际上是中共内部不同派系的代表人物。这种格局已经形成，即使以后中共元老们都去世後，各种派系或利益集团依然存在。中共领导人的产生，只能是各派系的平衡物，不可能是“新权威”。如果中共内部有人想来扮演“新权威”的角色，其人必定是骗子。

    另外，从当今世界的新权威政治看，基本上这种“新权威”都出自军内。而在中国，由军界推出“新权威”的做法只能把中国引入大混乱。因为任何军头都不可能和平整合其他军头，非得要在战场上见个高低不可。这种情况在中国已形成一大传统，目前也不可能改变。

    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共内部让人意想不到地真的冒出一个“新权威”，并成功地整合了中共，这对中华民族来说也没有什麽意义，中国的政治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用一种形式的独裁取代另一种形式的独裁，能算是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吗？在这方面有南韩的全斗焕、卢泰愚的例子可看。在“新权威”之後，一切都还得从头来。中国人有多少精力来这样浪费？

    中共与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比，差别太大，与台湾国民党比，差别还小一些。有的人看到台湾现在走向了民主道路，就提出“台湾模式”，希望大陆中共也能像台湾国民党一样，通过“和平演变”的道路，从专制走向民主。

    这个想法不同於上一个想法。上一个想法是通过中共内部的开明进步的超级强人来改变共产党的性质，而这个想法不需要超级强人。它只要把共产党的问题公开化，变成全社会的问题，然後由社会的自发运动来解决中共的问题。这种情况只需要中共内部再出胡跃邦、赵紫阳之类的软角色就可能做到，因而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希望中共改革派内出一个像蒋经国那样的人物，开放“党禁”和“报禁”，从而使整个社会环境更为松动，让社会上自己产生出其它政党来，在选举中把中国共产党选掉，就像今天台湾的民进党等在野党势力要想吃掉国民党的情况那样。

    但这种方法同样是很危险的。中共在大陆执政这四十多年，杀人太多，斗人太多，在社会上植怨之深，结仇之广，远非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所能比。中共一旦失去对全国的控制能力，其社会中隐藏的自然爆发力, 也非东欧事变所能比，一定是相当激烈的。

    特别是实行了“党派政治”，各党派之间的冲突，大概不会像台湾那样，只是在立法院打打架，而必然会激化社会固有的一切矛盾和冲突，如民族矛盾、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各省之间的矛盾等等，从而引发全社会的冲突。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相对大陆来说还是宽松得多的。国民党在台湾，主要的事件只是镇压了一个“二．二八”起义，而为此事件，一开放党禁，就站起来一个民进党，要把国民党推倒。中共在大陆所做的，且不说“六四”这样一个让世界都感到震惊的事件，就说“镇反清霸”、“土改”、“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胎化的计划生育”等等，这些事不要说台湾人想都不能想，就是在东欧共产党那里，也是很难找到同类例子的。这些因素的存在，只能够让人相信，由社会的自发势力来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其惨烈程度一定比东欧大得多。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的群众组织由开始的“大呜、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很快发展为对立的派系组织，相互间的冲突导致了全国性的内战（武斗），这种情况大家都还应该记忆犹新。认真回顾这一历史，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能感到这种办法的危险性。

    另外，还应该看到，“和平演变”是一条盲目的道路。它既不能为中国指出发展的方向，也不具可操作性。“六四”以後，一些有理想的中国知识份子开始从对中共改革派的信任转为对“和平演变”路子的探索，试图帮助共产党丢掉“毛泽东思想”、“打败国民党、蒋介石”这两个包袱，或者用“三民主义”来代替“毛泽东思想”。但这是一条受各种力量左右的盲目的道路，既无可操作性，又无方向，自己只能随波逐流，不能自主，而且结果不见得会好。

    为什么说“和平演变”的道路结果不会好呢？从中国前途这一角度去考察，我们帮中共丢“毛泽东思想”和“打败蒋介石”这两个包袱，假如老天保佑，一切混乱都没有产生，一切都顺利进行，那么中国就会走到类似台湾、日本或南韩的政治模式里去，但仍走不出乱世。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今天台湾、日本、南韩的政局将会是大陆政治的最优发展结果。而这种最好的结果，又怎麽能使中国人担起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促进人类神奇般的进步的重任呢？

    当然不能。今天的日本、台湾、南韩在国际政治上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很大原因也在他们的政治没有搞好上。而这些国家都是经济高速发展地区，可见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能代替政治问题的解决。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各是各的。现在许多人说，要促进大陆经济发展，从而为大陆解决政治问题而创造条件，这种说法实在是一厢情愿。

    想到中国的未来，为什麽只会在中共身上打主意，就不会想想自己？应该明确我们这一辈人是为什麽而生的。这也就是一个“天命”问题。讲到“天命”，可以这样解释：中国的未来是属於我们这一辈的，我辈肩负着一个大责任。中国的未来是什麽？简单说就是建设中华的大同社会，从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促进人类神奇般的进步（人性和技术的进步）。话这样说就清楚了，是我辈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来促进人类神奇般的进步，而不是别人。我辈不敢担起这个任务，就是无志。无志自然无智。

    明白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历史使命就能看出，去搞“和平演变”完全是一种无谓的浪费。就目前中国的局势来说，“和平演变”是一条很危险的路，至今还看不出可不出乱子的方式。我辈拼命在这方面动脑筋，实际上都是把中国往火坑里推。中国真乱了，谁能承担责任呢？那时大概只会说：“我们又不是算命先生，开始就说过，其结果是不可知的”，然後就转变为现代政客，在中国兴风作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