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死后，中国大地就出现了两股潮流。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以及两个中国的未来。一股是中国人民代表着的力量与趋势，叫做“民族复兴”的潮流；另一股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力量与趋势，叫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潮流。这两股潮流各具不同的颜色，相互冲突，又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人不易分清。

    中国这十多年来所发生的举世无双的变化的动力，是由中国人民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带来的。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七十年代後期中国大陆开始出现的发展经济的潮流，跟“共产党的领导”关系并不大，这是中国人近百年来要求的寻求振兴中华的希望的复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从农村开始发端就会明白。

    自从毛泽东死後，中共处於权力斗争中。中国大陆开始松动了。这时，是那批被具有“五四新青年”思维方式的知识分子反复定论为“最封建、最保守、最没有文化”的中国农民，他们悄悄地把田分了，又走回到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家庭经济体里，形成了一股生产热。

    这个首先开始在农村的潮流，随後波及到个别城市。如在温州那个城市，共产党的政府“不管事”，结果一下子涌出千万个家庭经济体（个体户），构成了所谓的“温州模式”，让共产党的经济学家们为它是“姓社”还是“姓资”争论不休。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以及城市里许多人对独立经营的要求，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而农村的“分田”和城市里“个体户”的出现，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股强大的冲力。由於这一冲力本身具有明显自发性，因而发源於农村的这股自主热，首先冲击到城市里的边缘人物，即那些被社会排斥或犯有前科的人，他们成为了“先富起来”的最早一批，人们常称他们为“倒爷”。这一特征解释了为什麽人们总感到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层次太低。

    从民间的“倒爷”到“官倒”，然後又由那些下海的太子党推动他们掌权的父辈们为经济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加之各省各地区及企业的“放权”要求，最终形成一股综合冲为什么至发展成了全国的经济热潮，从而使中国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使中国大陆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运动的实际过程就是如此，并不是中共改革派真有什麽高明的政策。

    另一个潮流就是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所代表的潮流。

    这个潮流是个什麽东西呢？

    从本质上看，这个潮流并不是什麽东西，它只是一个罩在民族复兴潮流上的不合身的外套。这个外套一方面表现的是中国知识份子走上“五四新文化”道路後的一种迷茫，另一方面表现的是中共试图保住政权的一种尝试。这一尝试的基本内容，就是劫取中国人民的功劳。

    中国大地的这股民族复兴的潮流（包括民族道德、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民族意识、民族宗教的复活），其强劲势头让每个人都能明显的感到。但它却是一股暗流。中国人为民族复兴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挂在共产党的功劳簿上。

    窃取了中国人民功劳的叫“中共改革派”。

    邓小平重掌政权後，他改变了毛泽东的路线，在“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下，重新把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提出来，以国民生产总值在本世纪末翻两番为发展目标，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手段，从而在政治上树起了一面“改革开放”的旗帜。

    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其实什麽新内容也没有。以“四个现代化”为口号的工业化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中国自从十九世纪走上“学西方”的道路後，在政治上，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是把学西方搞工业化作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这件事是中国人从十九世纪开始就要做的、并且一直在做的事。只是这一百多年来，这件事做成一点，又被战争毁掉一点，反复折腾到现在。

    至於“翻两番”，那不过是计划经济新翻版，是一个数字游戏，是无事找事的瞎折腾。我手头有一份某市八十年代中期编制的“翻两番”的中共文件，那是让人笑掉大牙的。文件规定，某麻袋厂目前的产量是多少，为翻两番，到二零零零年产量必须达到某数。这东西本来早已过时，到二零零零年早被淘汰，让它翻两番出来有什麽用？看看今天一个个倒闭的国有企业，它们都翻两番连滚带爬翻到破产了。

    中共改革派还做了一件事，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而且，为了“先富起来”，要“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大一点”。这实际上是政府教唆人民去为钱而不择手段，是从恶的方面去调动人的积极性。谁都不愿意做“後富”，结果全国工农兵学商干都争着去做“先富”，使整个国民的道德彻底堕落，社会彻底腐败。

    毛泽东为搞“社会主义建设”而推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其本意都是想在中国尽快实现工业化，但因思想方法不对都失败了。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早期实际内容，只是对现实的承认，如对农民分田到户的承认。同时，他也想停止毛泽东那种不合逻辑的“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方法。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阶级斗争”这套游戏，除了毛泽东，谁都不会玩。实际上，自毛泽东死後，中共就失去通过“群众运动”去搞生产这一“法宝”。操纵这一“法宝”所要求的技巧是很高的，它需要有一套“发动群众”的本事才推动得起来。而自从毛泽东死後，中共再没有人能够操纵它。这时，中共就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不要他们管的现实。

    这种承认体现在他们的政策上，就叫“改革开放”，“不管”就叫“开放”，“少管”或“活管”就叫“改革”。而中共内部的吵架，就是在“收”与“放”上的争吵。这种莫名其妙的“收”与“放”之争，就构成了中共改革派政策的“左左右右”。

    再来看事实是怎样证明的。

    中国大陆目前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活力，实际上是从共产党不管或少管的那一部分里产生出来的。如农村，共产党不怎麽管了，农村也就活了；在城里的“三资企业”，共产党也管不了，因而表现得很有活力；还有企业放权的那部分，也活了不少。而他们还在管着许多事，如人口问题、国营企业问题、物价问题、台海关系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事却没有一件管好了。被管的那部分，想活也活不起来。

    中共改革派经过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总结後，在理论上提炼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命题。这是中共改革派对传统的马列毛的“社会主义道路”所做的修改。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白了就是由共产党领导来搞市场经济，或者说搞资本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代表着“社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是“初级阶段”。至于“高级阶段”是什么？中共的理论家们还说不上来。不过目前的“初级阶段”可真有看头了。由共产党领导，把西方资本主义里只认钱，只讲经济效益的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传统的为所欲为的作风结合起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使社会的道德彻底败坏，到处是贪污腐化、强盗横行。

    中共改革派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本质上是一个不让中国复兴，只让共产党掌权的命题，因而它注定要集西方资本主义只认钱的坏水与中国共产党专横跋扈的坏水於一身。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来看这几个例子。比如说，中共改革派所推行的“城市住房改革”。本来，在毛泽东时代实行低薪制，职工的住房由国家单位配给。这种做法里本身已经包括了在低薪制的前提下，国家保证职工住房的含义。现在共产党改革派来了，说住房实行商品化，国家把住房卖给职工。而实际上，职工为共产党工作几十年，共产党只给很低的工资，这也就是说，职工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已经有很大一部份转移到住房上了，这些住房本来就已经属於职工的了。合理的做法是，既然毛泽东时代对职工进行了残酷剥削，对职工已经欠下了债务，那麽现在要偿还毛泽东时代的债务，明确住房产权属於符合工作年限的职工，以作为还债的一种形式。而共产党的改革派不这麽做。他们以资本家的面目出现，说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出一个价，要职工掏钱购买自己的住房。尽管这个价出得很低，刚好与职工所能掏得出的钱相吻合，但还是把职工们辛苦一辈子的那点可怜的银行储蓄给掏空了。职工买下住房後，事情并没有完。改革派的新招又出来了，说是第一次卖的只是部分产权，如果还要买其馀部分的产权，还得再掏钱！

    这叫合理吗？这叫公平吗？这叫“改革”？天知道是些什么玩意儿！

    又如农村的改革。本来农民所要求的是自己的土地，农民的生产热情是从与土地直接结合里产生的，而中共改革派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发明了一个叫“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办法，说是为了使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其实这个办法是西方中世纪农奴主对待农奴的办法。在毛时代，毛泽东用“人民公社”的办法，把原来中国的自由农民都变成了雇农，让全体农民为国家去打长工；到了改革的时代，又把农民从雇农“改革”成了农奴，由国家这个大土地主给农民分配份地。而就是这样的农村政策，中共还信誓旦旦地宣称，“保证农村政策十五年不变”、“三十年不变”。

    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是一个相当合理的要求。而现在农民得到土地却是在共产党承诺的“农村政策十五年不变”或者“三十年不变”的前提下实现的。这个承诺是带有极大威胁性的。因为这个承诺无非是想说：“变是一定要变的，只是目前不变”。这个“变”，无非就是重新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收回来。要不变，中共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保不住了。

    本来，在没有共产党以前，土地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的。共产党如果是真心实意地“改过”，那麽过去拿了、抢了别人的东西，现在就应该还人家。他们有什麽理由说，只允许农民利用本来是他们的土地“十五年”或者“三十年”呢？

    以上仅是两例。当然不仅这两例，共产党改革派的胡作非为之处，到处可见。中共改革派，比起那些纯正的共产党员来，实在是更糟糕。通过以上两例，我们已经能看到，邓小平的中共“改革派”与毛泽东的中共“革命派”，同样都不以人民的福祉为考虑问题的基点。

    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出现的那股民族复兴的潮流，尽管其强劲让每个人都能明显的感到，但它却是一股暗流。而表面上，中国人为民族复兴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挂在共产党的功劳簿上，从而使中国大陆目前这两大潮流交织在一块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人不易分清。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无法分清中共改革派所代表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与中国人民所代表的民族复兴这两大潮流的区别。比如说，基层的干部群众，为了地方和企业的发展，提出许多好主意，有效地解决了许多问题，促进了地方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这就是民族复兴的主意。而从共产党的脑袋看，他就要看这些主意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结果就把这些主意修改得面目全非。这就是中共所代表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