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日期:2008-06-04 | 网址: http://www.aboluowang.com

   六四屠杀示意图　北京大屠杀（六月三日二十二时至六月五日零时）

   天安门屠杀作为一个已完成的历史事实，它的意义当下即已确实无疑：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犯了“残害人类”的滔天罪行。

   ——余英时

   1989年6月4日，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悲剧——天安门屠杀。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

   「这一事件的核心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动用国家的军队，在天安门一带以坦克车和机关枪，屠杀赤手空拳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和普通老百姓，这是全世界的人当时在电视上亲眼目睹的一幕惨剧，这一残酷事实的本身已清清楚楚地以鲜血大书于活的历史上面，再也没有改变的可能，更不发生任何解释的问题。所以天安门屠杀作为一个已完成的事实，它的意义当下即已确实无疑：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犯了“残害人类”的滔天罪行（Crime against humanity）。

   我并不是用西方现代的人权语言来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公认的道理，孟子早就说：“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让我举一个具体的史例说明我的论点。明朝万历29年（1601）苏州市民因为太监以重税榨逼商贩激起一场数千人的集体抗议行动，并且打死了太监的一个手下。当时地方当局有人主张用军队镇压。独太守朱燮元说：“不可，兵所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致招全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四百年前的苏州太守朱燮元，已认清军队的功能是防御外敌入侵，决不能用来残毒老百姓，这岂不足够说明：天安门屠杀即使在专制王朝下的中国，也是一种决不可恕的罪行？」

   然而，这样一个全世界人亲眼目睹的已完成的历史事实，这样一个无论用西方现代人权语言或中国文化传统都是「决不可恕的罪行」，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各色人物出于不同动机的「反思」，随着中国在开放式新共产奴役制度下的「崛起」，使得原来「清清楚楚以鲜血大书于活的历史上面」的「已完成的历史」，日益模糊暗淡下去。

   对于十九年前发生的这场悲剧，中国官方的论调始终不变，那就是邓小平在屠杀之后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定的调：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它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坚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

   「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事实。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

   我相信只要共产党的一党天下在中国存在一天，这个调子就不会变。有人说已经变了，不是改称「六四」「风波」了吗？我引邓小平这段话，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风波」是邓的原话，就是指「动乱」，指「后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的「这场风波」。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卷入这场悲剧，在其中扮演过一定角色的某些演员，事过境迁，借「反思」为名，对当年「已完成的事实」重加剪裁，塑造出另样的「历史」。

   第一种，从根本上否定1989年民主运动的正义性，把那场运动塑造为「无理性」、「非民主」、「一次满帆而无锚的航行（甚至没有舵），在情绪的风暴里挟下盲目地疾驶，直到覆灭。」他们指责参与运动的民众「除了发泄情绪，很难看出有什么理性因素」；而学生「与其说是由于忧国忧民投入运动，莫如说更多地出于浪漫、游戏欲；天安门广场野游式的露营、月下歌舞、不劳而获的募捐和分配未来政权职位的说梦，学生领袖们则在相当程度上陷在拉山头、打派仗、抢锋头之中，彼此封锁资源、相互猜忌、各搞一套，如果不是最终的屠杀创造了另一种形象，天安门广场很可能落得个闹剧结局。」

   第二种，把造成六四屠杀的历史责任，从屠杀者转嫁到「激进学生蓄意激怒政府杀人」而「自己逃生」的「秘密策略」。其「根据」是学生领袖柴玲在1989年5月28日与美国自由撰稿人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的录像讲话片段：

   柴玲：「同学们一直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心里觉得很悲哀，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才能团结起来。」

   金培力：「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

   柴玲：「我想我不会的。」

   金培力：「为什么呢？」

   柴玲：「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即将离开北京转入地下。」

   这个录像在六四屠杀后曾在美国ABC广播公司「夜线」节目中播出，但未引起注意。因为当时类似言论并不特别，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名誉校长严家其就在开学典礼上讲过「用鲜血和生命铺平通往民主的道路」，远不如他的「五一七宣言」提出「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那么引人注目。而在6年之后，1995年4月30日，《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Patrick Tyler从卡玛（Carma Hinton）高富贵（Richard Gordon）的影片《天安门》中专门摘出此节，作为激进学生的「秘密策略」挑动政府杀人做出报导时，正好被一群「反思」者用作围剿所谓「民主激进主义」、「民主浪漫主义」的子弹。

   第三种「反思」者，把1989年这场运动视为「中断中国改革进程」的「历史大倒退」，中国的农民、工人、学生都成了「改革的阻力」：「八亿农民三亿文盲，农业社会的政治特点主要表现为君权政治」；「工人在改革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失落，对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抱持着疑惧的态度」；「学生的行动方式最终成为改革被清算的根据」。其结论是民主制度不符合「中国特殊国情」，东亚与东欧发生的民主化进程在中国「走不通」：

   「中国的特殊国情，既是与孕育社会现代化的基督教文化不同的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又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一个大国。这是一个传统社会，但是又是一个经过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又是一个古老东方的共产主义国家。在非共产主义的东方国家，实现了的经济现代化，和在这个基础上正在逐步推进的政治民主化，中国走不通；在并非东方的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突破共产党一党专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和在这个前提下可能实现的经济现代化，中国也走不通。」

   第四种，无限拔高「八九民运的历史意义」，如严家其说：「『六四』是20世纪历史的转折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六四冲击波』形成了20世纪末的一场『大旋风』。『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亡西德。『柏林墙』一倒塌，两天内又有75万东德人涌进西德。『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在中国，导致了共产党政权主动放弃计划经济，并为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经济的发展敞开大门。在西欧与北欧，导致了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的一度减弱。20世纪的全部历史表明，用国家政权力量强制推行『全社会公有化』并实施『计划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在这一历史巨变中，可以看到两种模式，一种是由『非共政权』推动『非共化』，一是由共产党政权推动『非共化』。在『六四』冲击波从苏联、东欧传回中国后，中国形成了第二种模式的代表。」

   最后一种，把天安门屠杀视为既老又病的邓小平被「大剂量」施以药物后出现「非理性暴力思维倾向」导致的悲剧：

   「邓小平作为一个前列腺癌症患者，一个年届85岁的帕金森氏病症晚期的病人，一个被医疗技术科学最高成果的权威统治和控制着的人，他的『没有退路』的感觉，有多少是他本人生命状态的描述？有多少是他的党和改革事业或政局控制能力的描述？他对于局势所采取的施『猛剂』以攻『毒症』的手段，有多少是医生施之于其病情的『急就章』的一种『摹写』？在《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一书中，作者江之枫指出：为出席重大国事活动，邓小平曾大剂量地被施以药物。如果江之枫的言论确有其事实根据的话，我们确凿无误地看到，两次『大剂量』用药后，邓小平出现了『非理性的暴力思维倾向』：第一次，4月22日出席完胡耀邦追悼会后，发出那个终身难以挽回的425讲话；第二次，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以后，5月18日便作出了可以葬送他终身荣誉的『戒严』的决定！以后的事态，均是这些意外事件在已经形成的对立格局中顺势推进、互相激荡、合理演化的结果！」

   这五种「反思」，前三种从不同角度否定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第四种则相反，不但肯定而且把那种运动提升至「20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前者认为民主运动导致的屠杀悲剧「中断」了中国改革进程，后者则认为悲剧「推动」了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进程。但无论肯定者或否定者，均倾向认同所谓「由共产党政权推动非共化」的「中国模式」。至于最后一种，所「根据」的《王牌出尽的中南海牌局》是一本虚拟的欺世之作，可以不论。

   二、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

   邓小平做出天安门屠杀的决策，绝非服用「大剂量」药物后出现的「非理性暴力思维倾向」所导致，亦非被激进学生「期待流血的秘密策略」所激怒，而是他长期观察「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深思熟虑的反自由化大战略。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

   为什么？因为有邓小平在，「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即使从现在回头看，邓小平比前述五种「反思」者清醒，他「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邓小平说的「国际大气候」，就是1970年代中期从南欧（葡萄牙、西班牙）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逐步扩展到拉丁美洲、非洲，正在推向欧亚大陆的共产主义国家。邓小平说的「中国小气候」，就是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下的中国民主化浪潮，也就是他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让胡乔木替他起草了一篇发言稿，胡乔木在稿子中写了「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了「我们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加以消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