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动向杂志

    中国社会就其经济制度来讲，已经全面进入资本主义模式，尽管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政治制度远未建立。由於相应政治制度的缺位，才使资本主义初期的原始资本特徵在中国显得特别突出。不惟血汗工厂存在，而且童工现象亦成为血汗工厂的孪生问题.东莞童工事件与同城的玖龙纸业的「血汗门」事件虽无表面的联系，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同的是，东莞童工事件太损中国的「大国形象」，致温家宝总理动怒，批示严查。而玖龙「血汗门」仅仅是香港大学生调查出来的，结果除了媒体的轰动效应之外，政治权能并未介入其中。

   可以相信：无论血汗工厂还是童工现象，在中国还会持续下去，就像仍可听闻的黑砖？与煤矿矿难一样。除非民主政治不期而至，「人民监督」落到实处，尽管民主制度不是包治百病的神医.

   资本强势与代表稀缺并存

   自从中共意识形态进行第二次重大调整后，即从邓小平的经济开放转到江泽民的政治蜕变，「三个代表」实际上赋予了资本力量以政治强势地位。玖龙纸业业主张茵的政治身份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一个社会对创业成功的资本积累的尊敬理所当然，但是一旦成功人士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地位后，那么，反监督甚至根本不接受监督的心态就自然生成。因此，张茵在「血汗门」之后主要的作为不是改进企业规章体系，而是如何反驳媒体.也许张茵是不幸的，因为还有太多的「血汗门」并没有被媒体关注。事实证明，地方人大代表人数的构成中已有百分之五以上的来自企业界；政协方面，这个比例还要高一些；并且，这些代表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中共党员身份。这些人中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各种血汗工厂的主人。

   从经济流程上看，政权对他们的让步与保护，特别是给企业挂上「纪委重点保护企业」牌子（铜牌告示），意味着一个稳定税源的形成。而在政治层面上看，这又是一个分肥机制，比如说一位没有人大政协代表的血汗工厂业主完全可以通过寻租方式，与已取得人大政协代表身份的企业家建立同盟关系.在另一端，尚处於臣民向公民转变的社会公众则无法直接选举他们的政治代表，因此在政治博弈中自然处於弱势一方。

   就是在此弱势之下，有限开放的媒体也只能派发少量的道德支持而无力实质性改变社会，更何况中国媒体本身的商业冲动远胜於社会责任呢！所以说，期待民主政治的实现即人民代表的真正产生，才是彻底解决血汗工厂的唯一出路。

   良法无力与政府缺德交织

   应当说，新的《劳动合同法》取代了旧的《劳动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新法是为良法。但是，如此良法却遭到了资本力量与一些大牌经济学家的反对，他们警告说：新的《劳动合同法》将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从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如此荒谬且大有影响的论说，正如「腐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论说一样，并不关心（或故意忽略）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道德目的。质而论之，新的《劳动合同法》执行起来很难，因为政府方面本身就无监察的积极性。说「政府缺德」并非谩骂，而是说道德冲动必须服从於「吃饭目的」，因为庞大的政府体系是要靠高税源养活的。相反，如果政府主动执法，势必逼走大量企业，从而影响税源与税量。譬如说，一家重型机械厂的天车吨位（四十吨）与厂房承重能力（二十五吨）并不相配，随时会发生倒塌事故。政府的劳动监察部门接到工人举报后，可能会象徵性地过问，而最后的解决手段一般是：不改建厂房，更不用说变小天车吨位，而以加大工人人身保险金数额来抵抗远期风险.能做到如此「以保险抵人命」程度的工厂已属不错，更多的血汗工厂靠的是「私了机制」，特别是农村工厂，「私了」是解决命价的最主要手段。

   所谓私了，就是厂方动用农村宗亲关系与受害一方讨论命价.因为双方都明白，一旦进入法律程度，所支付的贿赂成本将佔谈判支出的不小的部分。在作者乡下老家附近的一家工厂一次燻死四位炉工，其中有父子二人，每人获得二十万元赔偿，最后了结.据乡村绅士即与城市权力阶层关系密切的工商业主估计：若打官司，每个死者最多能获十五万元，而厂家支付的罚款及贿赂成本将不低於五十万元。比较而言，私了不仅使受害一方每人多得五万元，而且还使厂方节约该项总成本三十万元。当然，私了作为习俗也并不完全违背道德，正如英国历史上曾存在妇女恳求丈夫卖掉自己（同时带走一小部分财产），以便达到与有情人结合的目的。双方都保住了体面，而又获得经济利益。

   在很大程度上讲，血汗工厂的形成主要并非业主的道德水平低下，相反许多农村业主还为宗族与村庄办了公益。但是，为什么血汗工厂问题并未见任何改观呢？关键原因还是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赋太高，加计各项收费，高达百分之三十，为世界之首。简单地说，中国财政的大规模盈余实际上就是血汗工厂输送给国家的工人血汗乃至死亡者的「命价剩余」。

   童工现象与教育萎缩相关

   从四川凉山？族大量儿童被输送到东莞做工的个案来看，直接原因是作为当地公共事业的教育机构的欠缺。而在东南沿海省份则表现为教育萎缩，即由於政府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急剧缩减之故。应当承认，在减轻学生家庭负担方面各级各地政府做了一些努力，如农村小学课本费全免等举措。但是，近几年来，在国家财政屡有大量盈余的情况下，农村中小学数目却大大削减.仅就河北省就至少有近千所农村小学、约五百所初中被以集并方式取消。

   仍以作者乡下老家的情况为例：徐屯初级中学有五十余年的历史，由於政府的集并要求，该校被取消，生员并入镇上初中；并校后，约有百分之五徐屯中学原生员主动放弃上初中的机会，过早地转成父母的农业帮手，或直接成为童工。有的即便不是立刻成为童工，也是在三两年后（即不满十八周岁）进入打工行列，甚至干危险与繁重的铸造工种.

   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在大学教育方面制造大量的教育次品，在基础教育方面又为童工生产提供了前提，在预科（高中）教育方面累积的「高分低能」现象持久无法改变。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体系大讲「科教兴国」；另一方面，「教育亡国」现象已经悄然形成。当然，传统文化对童工现象的形成也是不能忽略的，即农业社会的早婚意识促使家长主动结束儿女学业，让孩子及时挣钱以积累部分的结婚费用。

   另外，粗暴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童工──早婚」链条生成的动因。上一代人需要独生子女及早结婚以弥补在粗暴计划生育时期的损失，希望早婚的儿女抓紧时间生二胎。不领取结婚证的十八岁青少年结婚，在农村已经是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