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博讯

   中国最高法院发出通知，声称“从重惩处贪污救灾款物等七类犯罪”。这是件好事，尽管它是针对已经发生的贪占赈灾物品行为（事件）而来的“马后课”。在这个通知、那些贪占行为之外，倒是需要勾稽一下历史，看一看中国人的“劈喜儿”文化有多么丑陋。

   什么叫“劈喜儿”呢？就是从有偶然所得者那里强征一些利益，比方说你得了奖金或一宗奖品，有人就要从中“劈”一下，拿二百块请客吧，或把奖品匀出若干。古语中称此行为“分润”。

   无论俗称“劈喜儿”还是雅曰分润，都是传统的人际和谐文化之反应，被迫出让利益者也获得了心理满足。比方说，约半年前，我遇见一位旧日同事，他还夸我大道。我一时被他捧晕了，不知所以然，他立予指明：“哪不？那年你的文章得了好些奖，你把小收音机给我了。”原来如此！哪里是我主动送他的，分明是被他“劈”了“喜儿”。模糊记得沧州上级单位奖给了几块手表、两个小收音机——按获奖文章篇数而来。至于手表被什么人“劈”了“喜儿”，实在想不起来的，反正我一块没要，因嫌其质量不佳之故，干脆让“劈喜儿”的同事们分了好了。

   话休絮烦。这“劈喜儿”是锦上添花之事，匀出利益，收获人际关系，但要说到从赈灾或济危中“劈喜儿”则不像话了，或曰是为“劈丧”！。

   “劈丧”固然缺的，但中国人不太管那些，因为中国人虽表面称“天人感应”或发毒誓“天打五雷轰”，而本质上自私之至，心无所畏。不信，你看看公开网媒上祈祷语“天佑中华”，就不难明白：国人整体上讲是没信仰的，“天”很虚化，更无人格神之地位，大体如手纸，用完即扔，再用再扯而已。当然，我并不想借此分析而“诱人入教”，信不信，信什么，全是个人之事。一言以蔽之：中国人是不怕天谴的，故而视“劈喜儿”与“劈丧”为一途。在农村老家，时闻有人家办丧事儿，最后开支对不上帐的情况——若一定按“成本计算”，办丧事的一把筷子（众人吃饭，用之甚多），可弄到五块钱的样子，高出零售价好比倍，就别说办丧事儿的筷子用量之大，本为批发而来了。

   此乃民间现象，至于官场之“视人之丧为我之喜”则集中表现为贪占、侵吞赈灾款物一项。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丑陋之处，流毒之布，祸出国界——现在北韩统治集团层层克扣国际救援物质（尤其粮食），致人民殍毙，即是对“中华文化”效法之故。

   要全面勾稽历史，恐怕可写出一部《中国贪赈史》亦不难，所以，按经济学研究的常用之法，还是用案例证之为好。

   当选之例是大清嘉庆十四年（1809）的一桩命案。

   嘉庆十三年（1808，距今整两百年），秋天，江苏淮安一带发生特大水灾，中央政府急令地方官员查报灾情、办理救济。地方各官也忙了个不亦乐乎，救灾见效，“劈喜儿”不少。但是，百姓的嘴巴捂不住，有关官员“劈喜儿”的行为逐渐传出。江南总督铁保闻风，派出一位干员专到问题严重的江苏山阳县作典型调查。该干员名叫李毓昌，为新科进士，职在侯补知县。可能是他不愿呆在侯补任上，急于弄到实职，所以调查力度很大，一下子查出山阳县委书记（那时叫“知县”）王伸汉贪污赈灾款三万两银子的事情。那时的县委书记或曰正处级干部工资很低，一年不到一百两，贪污三万两银子相当于借此水灾挣了三百年的工资。可谓惊天大案。

   案主王书记吓毛了，赶紧从“劈喜儿”巨款中拿出相当部分贿赂，但是李毓昌不吃这一套。王书记见给钱不灵，马上请来上级、地委书记（那时叫知府）王毂。这位王书记善作思想工作，对李特派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我还有伸汉兄弟，都是同时为官的人，怎么说也算有私人感情的，古人不说吗：”好官不过多得钱耳？‘你要不认这个理儿，那就毁了伸汉的家、逼了他的命。他对你必然怀恨于心。“李特派员还是发犟，拒绝大王书记的劝说，坚决将小王书记问题整理成案卷上报。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仆人”劈喜儿“心切——从小王书记的”劈“赈灾之”喜儿“那里，劈一部分过来。结果仆人按小王书记的安排给主人李特派员下了毒，毒死之后又制造了悬梁自尽的假现场。命案报到大王书记那里，稀里糊涂就定了性——李特派员确系自杀，山阳县没任何责任。

   事之蹊跷，李特派员家人不信，开棺验尸得出中毒结果，到首都北京去上访。嘉庆皇帝闻报大惊，责令严办，结果两位王书记双双被捕，又牵出八位如李特派员仆人那的“劈喜儿”者。此八人全是相当于今天纪检委干员的那类人，在查办山阳县贪占赈灾款项时，受了小王书记的贿、“劈”了山阳县的“喜儿”。而后，中央政府又在直隶宝坻县（今属天津市，就是“文革”后期江青树小靳庄典型的那个县）查出县委书记单幅贪污上年赈灾款项案件。

   这个单书记比山阳县的王书记胆子更大，从四万两赈灾银子中“劈”出了两万！

   小小的县级干部为什么如此大胆？原因就在于中国“劈喜儿”文化下的官场亚文化，已全无廉耻与畏惧之心，并且比他们职级更高的官员更是以把灾事办成喜事为能事。别人的丧事成了他们的喜事，人民的灾难成了他们的福份。比如就在李特派员被毒死的三年前（嘉庆十一年，1806），两广总督那彦成就挪用过巨额救灾款项。那总督不单单从人民之灾中“劈喜儿”，而且还从海盗那里“劈喜儿”，为后者提供合法保护。

   勾稽历史，是为现实提供镜鉴，镜鉴作用又可以完全指标化：其一，一旦儒家宗教功能备齐（恢复），随之而来，“劈喜儿”文化必然兴盛。不惟官场无耻、无畏神（天罚）之心，就是世俗社会亦是堕落无耻。

   其二，官场上“劈喜儿”风气形成，政府必然黑社会化，政府黑社会化必然引来各种民乱。

   大清嘉庆年间民间叛乱犹如雨后疯长的野草，即是明证。而在此朝之前，满清军事贵族集团已经完成了文化合法性蜕变——把儒家理论确定为国家宗教。

   今年是淮安特大水灾二百年，四川发生了大地震，我们悲痛地为同胞分担灾难之悲；明年是李毓昌命案二百年，但愿中国执政集团纪念一下，并从此告别“劈喜儿”文化。而今天最让人担心的事则是，灾民们尚未得到妥善安排、地震是否还在持续尚未搞清，政治“劈喜儿”的势头却强劲起来——借国殇而大肆歌功颂德，用强有力的“正面宣传”来掩盖恶政败行。

   政治“劈喜儿”实乃人道主义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