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方在四川地震中表现的正面评价，仅限于救灾速度和信息被动短暂开放方面。在地震发生一周之内，官方急于组织救灾，浓烈的意识形态控制放松了，却意外达成短暂的社会自由氛围，但是，到处弥散着人治的阴影。有学者认为，专制政府在救灾效率方面远高于民主政府，但这不能作为定律，年初中国雪灾和缅甸军政府热带风暴救灾迟缓就是反证，同理西方国家救灾决策迟缓，只能理解为“民主是次好的制度。”在强大的灾情面前，任何人都流露出人性中悲情的一面，即使最冷血最残暴的独裁政权，都会被如此巨大的灾情震出哪怕一丝的人性，原因在于自然力量远比强权威力巨大。

   独裁者依靠国家暴力完全可以消解来自民众对自身造成的恐惧，但作为国家暴力最有效组成的军队，在自然灾害面前同样无能为力。今年中国大陆屡屡爆发巨大自然灾害，有人将此解释为“天谴”，这样解释并不完全靠谱，只要不是那么一厢情愿，观察美国“卡特里娜”风暴、日本在最近6月的一次地震，可以发现，首先他们也不能消除自然灾害，其次，成功预报、房屋质量和及时救助，将死伤人数降到了最低。美国、日本遭遇自然灾害也是天谴吗？如果将天谴只选择性适用于天怨人怒的专制国家，那同样是一种负面情绪发泄。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这种负面情绪常常被聪明的造反农民领袖利用，并且几乎都能在天灾人祸中完成，但造反的过程对社会充满了破坏性，并在夺权后换汤不换药，跟制度进步无关。

   自然法则远比人类的法律、道德和习俗规则更有力量。人类历史上许多古城邦消失，都是显例。人们敬畏并承认自然力量的强大，但不能把自然灾害全部解释为是对人类的报复和惩罚，或者具体到是对某独裁政权的惩罚。这经不起推敲。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一次自然灾害并不会让人人憎恨的官员全部死掉，更不会让独裁政权的军政系统全部瘫痪或崩溃，付出最大代价的往往是普通百姓和他们的家园。天谴，仅能理解为是人类面对自然能量而产生的无力感和幻灭感的怨愤化情绪表达，以此获得内心慰藉和活下去的勇气，天谴本身并无科学实证验证。敬畏与天谴是两码事。

   现代社会的非民选政权，被统称为独裁政权，中国现政权具备专制和独裁的双重特征，即用“党天下”巧妙取代“家天下”，只不过转换一种面目而已。作为一个党派，实施了对国家政权的长期垄断，表现在一党对国家政权控制的终身制和世袭制方面，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拥有最后决策权。最显见的例子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是中国的国家最高权力掌握者，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国家主席成为象征性的虚职。所谓权力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在于，中共党内权力更替也就意味着政府和国家权力的更替。中共夺权60年以来，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历经所谓四代领导人，但国家权力始终掌握在中共手里。这跟传统的专制国家如朝鲜和古巴有所不同，后者一旦夺得国家政权，即实行无任期的终身制，直至死亡，然后国家权力传递给子嗣或同胞兄弟，实行家族世袭。但是，“党天下”在制度文明方面并不见得比“家天下”进步多少。

   中共的政权垄断表现在对国家所有资源的专享和独占，其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是崇尚国家暴力。因此，专制独裁政权存在的唯一法宝就是暴力——依靠暴力夺得政权并依靠暴力维持统治。后专制独裁政权的暴力统治，不再是明火执仗的杀戮和囚禁，而是越来越施展软性暴力，那就是制造心理恐惧，让国民屈从，放弃一切反抗的企图。有西方学者说过“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毛泽东。”毛将近30残暴恐怖统治遗留给中国深刻而普遍的社会恐惧心理，久久不能消散。

   社会恐怖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心理暗示和言行自律，它成为国家运行的潜规则，超越并能左右法律。中国成年人的经验，一方面表现在个人曾经遭逢的批斗和流放经验，另一方面表现在复杂人际关系熟络程度。他们的这些经历，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以及文学作品传染给一代又一代人。“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对于中国人简直可以无师自通，即所谓“话到嘴边留三分。”、“祸从口出”。这是中国人的政治生存圣经。即使在四川地震灾害中，依然有民间人士成都“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绵阳灾区退休工人曾宏玲，因报道灾情或参与救灾，被抓捕关押。

   现代新兴媒介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将中共制造的社会恐怖公开化。除了对异见人士的严酷抓捕和政治迫害，其他因在互联网上发言或用手机短信传播信息，被关押者不在少数。当局通过不断制造这些所谓“造谣”和“诽谤”个案，强化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恐惧就是怕，因为害怕然后全民噤声，达到社会表面的太平和稳定。这种因为怕而生成的社会和谐，潜藏着巨大的突发性和摧毁性。

   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总要找到发泄口，由于政权的长期强力压制，公众一旦遇到政府或领袖出于个人利益而被许可的发泄机会，便突破理性、人道底线，民族主义在爱国的名义下公然以集体群氓形态作恶，释放出人性中所有的邪恶和兽性，比如围攻家乐福、武力攻台，奥运火把传递。当你发现中国人在奥运火把现场，一边嘴巴里嘶喊着爱国、挥舞着镰刀斧头旗子、暴力攻击不同诉求的群体，一边却将国旗和奥运会旗丢弃地上任由践踏，就能恍然明察中国式爱国主义的本质：因为政治高压使得爱国异化为一个借口，集体发泄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爱国主义既是被政府规制和予取予夺的，也是被民众当作规避恐怖和危险的工具。中国的爱国主义历来是政治的一部分，常被政客利用，流于口号和标签化，义和团、抗战初期、钓鱼岛都是如此。

   如果说中国人爱国，上帝笑了；如果说中国统治者爱国，民众哭了。

   以上分析廓清了政府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随着地震救灾应急期过去，国家意识形态逐渐复归制造社会虚假和谐的原形。通俗理解社会和谐，即基本生存需要得到保障，言论自由，免于权力制造的恐惧。中共制造的和谐社会与此是背道而驰的。

   大陆最新民调显示，90%以上网民认可政府在地震救灾中的积极表现，但也不能否认，不顾不管灾民失去亲人和家园的心灵痛苦和伤害，只管拣选个别人的“勇敢”和“坚强”，安排他们尤其是年少儿童做报告、去城市和景区游览观光，其实很不人道。《南方周末》记者写到一位15岁的女孩，哥哥在震灾中罹难，父母在外地打工，震灾之后，她被政府安排到延安读书。她告诉只有一面之缘的记者叔叔：她很想念哥哥、想家，晚上常常躲在被窝里哭泣。白天强作笑脸，黑夜独自饮泣，这种反差巨大的境遇，恐怕是每个经历地震的学生和灾民灾后非正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政府和外界的过分帮助和安排，反倒破坏了灾民心灵自然愈合的过程，用他者的幸福和快乐替代灾民的愿望，希望灾民也立刻变得幸福和快乐起来，其实这是危险的也是自私的。富足的物质和繁华的都市，除了带给他们新奇，让他们短暂遗忘遭受的身心伤害，产生短期心理幻觉和麻痹，其它于事无补。那些被政府和媒体包装出来的坚强和勇敢的灾民，不总是永远勇敢坚强的，迟早一天他们都要独自面对真实的自己和失去亲人家园的现实，以至自己伤残的身体，那时他们将会更加痛苦。

   灾难就是灾难，伤害就是伤害，悲伤就是悲伤。让灾民痛痛快快地哭泣，为死去的家人和消失的家园哭泣，这种情绪渲泄必须经过一个极度发泄的过程，这才是治愈突发身心伤害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自然愈合过程外人无法替代，更不该受到外界强制。政府只抽取符合意识形态宣传需要的“坚强灾民”和“牺牲公职人员”，将“勇敢”和“坚强”无限拔高，那么绝大多数不够勇敢和坚强的灾民，将会受到二次伤害。政府意志取代了灾民的个人意愿和选择，故意淡化和抹杀灾民的悲伤，将是可怕的人道灾难。

   政府去年财政收入高达5.1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共政府远比美国政府有钱。那么，如此富裕的政府不给地震灾区花钱，更待何时？政府所应做的是保障灾民两三年之内足够的食品、饮水和住房，随后提供建房资金，以及农业工具、免费就学优惠就业机会，10年之内由中央政府提供学费和生活费让灾区学生全部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或大学上学，对四千余名罹难学生进行国家赔偿，严厉追究豆腐渣工程相关官员和建筑商、监理商。这才是对灾民实实在在的帮助。那些花架子抗震救灾英模报告团、评选的少年英雄、异省就学和移民，还是赶快取消吧。前者本能的优秀表现，不该被作为模式人为片面树立成道德楷模。不要忘记，他们中许多人本身就是灾民，除非他们愿意将自己的见闻真实地书写出来，除非灾民个人愿意赴外省投亲靠友。这些幸存下来的少年学生，不能操控自己的命运，既是英雄又是灾民，幸或不幸？美国二战著名影片《父辈的旗帜》，恰当地讽喻了国家因意识形态需要人为制造英雄的虚伪，国家对个人的扭曲非常可怕。英雄成为政府凝聚民族力和国家形象的道具和符号，走下舞台，没人再去关心他们。政府总是正确的，国家总是强大的。再过5年、10年，让我们看看这些被制造的震灾少年英雄，将会是什么悲凉结局。

   现代媒体和通讯将政府、军队和个人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力感都完全呈现出来，政府宣传机器并不能愈合大自然施加给整个国家的累累伤口。在自然灾害面前，“坚强”和“勇敢”只体现在敬畏和保护自然，只关乎个人行为选择，好好活着，遗忘并记忆个人需要的那部分。英雄从来都是国家意识形态祭坛上的供品，但是将灾民硬摆上祭坛就显得太残酷、太没人性。

   2008年6月28日

   《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