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待人的冷与热

   一曾有人含蓄批评我过于清高狂狷，不利团结、不利儒学宣传及个人发展。我在《不许德残智弱近身，谨向豪杰圣贤顶礼》中已有所说明：

   作为文化人，对民众也好、官员也好、“向往民主的人”及民主人士也好，在思想文化上不仅不能迎合他们，而且负有引导的责任----至于他们接不接受引导，另一回事----不能因彼辈一时不理解或者永远不认同而不尽心尽责。此外我没有义务非见什么人不可，既使对“向往民主的人”及民运人士也一样---我不是民运领袖政治人物，亲不亲近他们，不至于影响到他们对民主的向往及追求。

   其实，“个人的发展”不是我关注的重心（全面地表述应为：我关注的重心不在个人外部的发展而在内部，而内部的圆满必须借助并通过外部的发展而达至），民运也不是我的全部追求，“团结”民主人士不是我的主要工作和责任（又，并非一挂民主人士的头衔者，就是民主人士，就值得团结。）另外，老枭纵有“清高狂狷”之嫌，也未必“不利于儒学宣传”，儒学的弘扬与一般思想宣传是不同的。

   而且。我的“清高狂狷”并未“过于”----仍控制在儒家义理许可的范畴内。儒家朋友交往以德为目的，对交往行为有许多否定性规定，如“毋友不如己者”，不要滥交“损友”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对孔子“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的教导，后儒解释不一，后人褒贬纷纭，程颐所解最为中肯：“毋友不忠信之人”。陆九渊明确指出：“友者，所以相与切磋琢磨以进乎善，而为君子之归者也。其所向苟不如是，恶可与之为友哉？”（《陆九渊集》卷三十二）

   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邀请马一浮来任教，马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由，坚辞不就。能说马一浮“过于清高狂狷不利儒学的宣传”吗？（相比老马，老枭谋一讲席不得，不免惭愧，然非老枭之耻，乃时代之耻也）

   五省联帅孙传芳拜谒马一浮，马不见。马的家人提议：可以推说不在家。马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能因此说马一浮“过于清高狂狷不利团结”或不够儒家吗？

   马一浮拒见孙传芳，与孔子拒见孺悲异曲同工：“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孔子何以不见孺悲，史籍中并未有明确记载。有说是因为孺悲“不由介绍”的。《仪礼-士相见礼》疏：“孺悲欲见孔子，不由介绍，故孔子辞以疾”；有说是孔子为了“发其蒙”的。李充说：“今不见孺悲者何？明非崇道归圣，发其蒙矣”； 有说是孺悲得罪了孔子的。朱熹《集注》说：孺悲“当是时，必有以得罪者”。有说是孔子予以“声教”的。张岱《四书遇》中说：“‘取瑟而歌’，是以声教也。既已耳提，何必面命？风霆流行，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天何言哉！”。有说是孔子“疾恶”的。正义曰：此章盖言孔子疾恶也。有说是孔子“不屑之教诲”的。程颐认为孔子的做法正是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所以深教之也。”（见朱嘉《论语集注》卷九）

   统统都是臆测之词，不足为凭。我想，孔子拒见孺悲，与马一浮拒见孙传芳一样，不一定有什么深意，不喜欢见这个人罢了。不想太失礼，故“辞以疾”，又不愿撒谎，故“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三儒家待人接物，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原则，但具体态度则因人而异：不同儒者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同一儒者对待不同的人，态度也各不相同。见了珍宝双手抱，见了垃圾一脚踢。见英雄竖拇指，岂拍马哉？遇狗熊挥大棒，非无礼也。

   不许德残智弱近身，谨向豪杰圣贤顶礼，正是儒者本分。如马一浮，对五省联帅孙传芳很“冷酷”，对文化同道熊十力却极热情（熊师本人也是很能“冷”的，他说过：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和）。据谭特立《理学大师马一浮的佛学情》载：

   1929年，正在杭州的熊十力慕马一浮之名，请当时浙江省图书馆长单不庵介绍欲结识马一浮。单不庵知道马一浮不轻易见客，便把这种情况告诉熊十力。熊十力遂将自己改定的《新唯识论》先寄给马一浮。正当焦虑地等待回音之际，忽一天，马一浮居然亲自上门来看望他了。马一浮对熊十力说，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未来，是因为在拜读他的大作。马一浮是在读了《新唯识论》才决定与熊十力相交的。此后两人书信频频，相交甚笃（十力师不修边幅，马一浮却庄重典雅，二人性格差异极大，后因在创办书院问题上的分歧而失和，兹不详）

   当今中国，别说熊十力那样的风流人豪了，论个人品德，朝野间包括自由阵营中，连孙传芳式的人物都希有之至（孙传芳不仅知道尊重文化人，其拒不降日与虔心皈佛二事，亦足见一定水平的德与智）。老枭待人的态度，比起马一浮诸位前辈，已是更加平易圆融热情中庸了。然我再平易一百倍、情热一千度，又向何人去表现呀？ 2008-6-1东海老人首发《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