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宣教活动
   杨爱程
   
   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610年在北京去世之后，耶稣会的宣教工作并未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罗马教廷委任另一位在华宣教的耶稣会修士，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的洛拔蒂(Nicolo Logobardi)接替利玛窦的职务。从1610年到1613年间，又有六位耶稣会传教士被差派来华。1615年，来自法国的耶稣会修士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从中国返回欧洲，向各天主教国家的王室贵族宣传他们在远东地区的辉煌成就，取得了一笔固定的资助，使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事业有了财政上的保障。
   

   在1606年，因着利玛窦的推荐，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被派来华，协助主管天文历算的「钦天监」修订朝廷的历法。此事并未因利玛窦的去世而发生变化，反而更因西欧历算的精确，加上徐光启等人的大力保举而受到明廷的器重，于1611年委派熊三拔主持历法的修订。从这时起，直到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满清皇朝为止，除了1616年至1622年间因范礼安(Alphonsus Vagnoni)被礼部怀疑与「白莲教」之乱有牵连，而招致对天主教的短暂逼迫之外，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事业保持了不断壮大的态势。
   
   在这期间，也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宣教士，特别是方济格会(Franciscans)和多明我会(Dominicans)修士，多次从菲律宾经由澳门等地进入中国内地，但很少有像耶稣会那样成功建立永久性居点的例子。
   
   从1620至1629年，又有十九位耶稣会宣教士来到中国，使天主教在中国各地都建立起了宣教的根据地，甚至远在内陆的西安府都有了天主教教会。就在这时，熊三拔于1620年去世后，邓玉函(Joannes Terrentius)接替他的职位。可惜，这位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的朋友，未能为中国的天文历算作出太大的贡献。他在接掌「钦天监」后不久便谢世，由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接替他的工作，同时也成为天主教宣教士中最有威望的领袖人物。
   
   这些耶稣会宣教士的工作是卓然有成的。据史家记载，明朝末期中国的天主教信众人数大幅增加，单是在明朝宫廷内就达到540之众，其中包括后妃、皇族、宦官和王公大臣。此外，他们翻译介绍的西方科技和学术著作，也使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了当时西欧最先进的学术文化和科学成就。例如，除了利玛窦和徐光启等人的著作和译作外，熊三拔著有《泰西水法》六卷，后由徐光启收入《农政全书》；金尼阁所著《奇器图说》，由王征翻译成中文；邓玉函编著《崇祯历书》100卷，后来收入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改名为《新法算书》；汤若望编著的《古今交食考》、《浑天仪说》、《西洋测日历》、《远镜说》、《测食说》、《西洋新历法书》等等，对于丰富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促进中国科技和学术文化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军入关之后，在那场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天主教的势力虽然难免遭受一些冲击，却没有像景教在唐末或元末那样遭遇到灭顶之灾。相反，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确立和稳固，耶稣会在华宣教工作很快便恢复起来，并且继续成长。汤若望虽然曾帮助明廷铸造铁炮，用以抗拒清军，清廷似乎并不怪罪他，顺治皇帝还延用明朝的做法，让他仍旧主持「钦天监」天文历法的修订工作。后来，为了表示对其工作的赏识和对其学术成就的推崇，顺治皇帝给汤若望和他远在意大利的父母都封了爵位，而且在皇宫里面赐予土地，以建造住宅和教堂。这次所造的教堂，便是北京城里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教堂，至今仍完好保存的「南堂」。
   (文载《真理报》2000年6月号)